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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7/18 19:46:39
-- 刘星:通过公众参与发展起来的鸟类学
一、引 言
一般而言，传统数理科学的发展往往与重大的理论突破或著名的学者密切相关。因此，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大多关注主流科学理论的发展，往往详细考察诸如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杰出人物及其论文成果。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布鲁尔(David Bloor)和拉图尔(Bruno Latour))等学者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家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得出了丰硕的成果。可是，在这些已有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科学被学者忽视，它们就博物类科学。这类科学的发展往往深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大量公众参与其中，使它们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前文所述科学的特征。
鸟类学是博物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因而具有博物学的典型特质：只要认真观察，即使是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人，也可以推动该科学的发展。长久以来，许多鸟类爱好者从事观鸟、画鸟等活动，不仅为鸟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支持，其中一部分还成为了严肃的研究者，促进了鸟类学理论知识的发展。因此，鸟类研究不仅是鸟类学①的专业研究，更是鸟类爱好者的集体成果。如今，鸟类学依然是公众②参与最广泛的学科之一。许多学者也充分利用鸟类学的“爱好者科学”(amateur-science)特性，鼓励爱好者参与大尺度的鸟类数据收集和调查，从而完成科学家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
①在鸟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前，鸟类研究包括所有对鸟类知识的考察。其中的一些内容以当下的学科视角来可能不那么科学。考虑到本文的主题，鸟类学家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在鸟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当时鸟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分类和命名，因而鸟类学家特指从事这两类研究的人。在鸟类学诞生之后，鸟类学家则指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开展研究的人。
②本文中公众的概念是相对于鸟类学家而言。
大量的公众参与曾经一度使鸟类学的科学性和职业性受到质疑，也使鸟类学史长期游离在科学史学家的视线外。布比耶(Maurice Boubier)[1]、施特雷泽曼(Erwin Stresemann)[2]和迈尔(Ernst Mayr)[3]等鸟类学家率先讨论鸟类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鸟类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随着科学史的编史理论和方法发生深刻变化③，鸟类学史也逐渐得到该领域学者的重视。艾伦(Elsa Guerdrum Allen)、伯彻姆(Peter Bircham)、伯克黑德(T. Birkhead)和哈费尔(J. Haffer)等学者分别关注特定地区、时期或国家的鸟类学。法伯(Paul Farber)、巴罗(M. V. Barrow)[14]和尚西戈(Valérie Chansigaud)[15]等学者则考察了鸟类学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可是，当前的研究较少关注鸟类研究与公众的渊源以及历史上公众是如何促进鸟类研究的发展等问题。为此，本文将视线集中到20世纪以前，试图从鸟类学史和博物学文化的角度考察公众参与鸟类研究的历程，以及历史上公众对鸟类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③1980年，赫茜(Mary Hesse)提出了科学知识是相对于其本土文化而存在的42。稍后，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他的强纲领(SSK)，指出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合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5]1-23。受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原本的科学内史、外史之争消解，科学史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与科学发展的相互关系22-28。
-- 发布时间：2024/7/18 19: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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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期的鸟类信息：从记录到知识
1 . 鸟类纪录：可食性、狩猎和审美需求
鸟类与人类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鸟类的可食性，许多鸟类最初都是因此被记录下来。早在公元前4000－6000年，原始人的洞穴中就绘有装饰性的鸟画，展示了他们与鸟类的狩猎关系，由此可知鸟类是其食物的来源之一[7]392。这条线索一直存在，并延续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1059年的一份菜单曾提到鹤、鹅、鸫和松鸡等鸟类，1419年编写的《白皮法典》(Liber Albus)则为鸟禽贩买者制定了鸟类买卖的价格标准[8]8,19-20。直到18世纪，可食性仍然是许多鸟类被熟知的原因之一[13]。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狩猎。最初，狩猎和鸟类的可食性密切相关，但随着农业的发展，狩猎逐渐演变为一项深受欢迎的娱乐活动。许多猎鹰和可供狩猎的鸟类捕猎鸟类是一种合法活动，供捕猎鸟类包括野生的和家养的。它们通常都可以食用，如野鸡、鹌鹑和鸭子等。(game bird)因此被详细记录或观察。例如，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于公元512年撰写的《论鸟类》主要介绍猎鸟的各种方式，其中包含48幅鸟画和一些优秀的描述[16]5。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十分关注猛禽，受斯科特(Michael Scot)虽然中世纪没有十分出众的鸟类著作，但有不少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进行翻译和批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西方世界的科学(包括鸟类学)的发展。其中，斯科特不仅对鸟类知识十分熟悉，也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影响，他基于大量观察撰写了包括鹰在内的很多鸟类知识[7]399,[9]1。英国诗人朗兰(William Langland)十分熟悉驯养鸟和鹰，并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及[8]15。莫顿(Thomas Morton)也热衷于狩猎，在1637年的《乐土新英格兰》(New English Canaan)中提及鹰和可供人们狩猎的鸟类[17]62-69。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审美方面的需求。鸟类因其绚丽的羽毛深受喜爱，成为人们尤其是上流人士的身份体现。伊莎贝拉女王曾命令哥伦布为其带回美洲的鸟类，哥伦布则带回了几种活鹦鹉和一些鸟皮[7]427。这些活鸟一般会放入漂亮的鸟笼或鸟舍中，成为主人的装饰和向客人展示的对象。鸟皮则会制成标本放入珍藏馆(cabinet)，与其他收藏一起体现主人的财富、品味和高雅。漂亮的鸟类会被用作装饰，出现在纹章、盾牌、瓷器、纺织品和壁画中。鸟羽也一度成为妇人热衷的头饰[13]4。这些都为人类接触鸟类提供了机会，并由此留下了文字和图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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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的鸟类知识，古希腊和古罗马是难以忽略的重要时期。当时，人类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并促成自然科学的诞生[18]61。博物学知识也得到长足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正式的鸟类知识。三位重要的学者——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的作品中都提到一些鸟类的知识。希波克拉底描述了鸡在孵化的第四天、第十和第二十天的胚胎形状，考察了鸟类孵化过程中的生理变化[7]394。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讨论了鸟类的生境、交配、筑巢、蛋、食物、换羽、声音、飞行、寄生等信息[19]。老普林尼的宏篇大作《博物志》第3卷中也包括许多鸟类的知识[16]4。尽管其中包含一些现在看来荒谬、错误的内容，但他们确实记录了最早的一批鸟类知识，而且深深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家。
古典时期之后，基督教的兴起取代了衰落中的古典文化。具备良好知识素养的宗教人士成为知识的记录者和传承者。宗教信仰也使他们更关注自然，并留下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公元2世纪的《自然学》(Physiologus)将宗教信仰和自然知识结合起来，包含了鹈鹕、猫头鹰，戴胜、鸽子和鸵鸟等鸟类的记载[20]7-14。在僧侣的手稿中也可以找到一些鸟类记载：圣高隆(St. Columba)熟悉鹤类的迁徙，还为一只鹤疗伤；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则建立了一个鸟类的自然保护区和圣所[8]4-6。到中世纪晚期，大阿尔伯特在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时，也根据自身的观察对鸟类知识进行了扩充[7]400,[9]1。托马斯(Thomas of Cantimpré)则倡导直接观察，在《论物性》中记载了蝙蝠等114种鸟类[21]。康布拉恩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也在旅行中观察记录了诸如迁徙当时的学者还没有认识到鸟类的迁徙行为。和性别的同种二形等现象[8]10-12。
文艺复兴时期，受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的影响，格斯纳(Conrad Gesner)、贝隆(Pierre Belon)和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等博物学家收集、整理了现有的博物学知识，完成了包含鸟类在内的博物学著作。格斯纳(Conrad Gesner)的《动物志》第3卷包括217幅不同的鸟类插图，文本中也包含鸟类的外部形态特征、解剖描述、分类以及生活习性等信息[7]403。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在1599、1600和1603年分别出版了3卷《鸟类学》，包含了当时所知的全部鸟类知识，如鸟类的解剖特征、博物学、文化意义以及食用和医用功能[9]2。
因此，在各类人群的共同努力下，文艺复兴时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鸟类信息，为后来的鸟类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随着西方的学术复兴，欧洲建立了以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思想体系为基础的学术传统[18]170，鸟类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 发布时间：2024/7/18 19: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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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这使更多人有精力从事科学活动，也使更多人可以接受教育并获得知识，从而促进知识(包括博物学知识)的增长。不过，对博物学(鸟类学)而言，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与境(context)：自然神学和海外探险的兴起。
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强调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论，正是它成功融入科学才导致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22]。受上帝创世论的影响，人类相信通过“自然之书”可以了解上帝的存在、特性和意图[23]77，而这本“自然之书”又对所有人开放[24]43，这为公众参与自然世界(包括鸟类)的研究提供了神学上的合法性。因此，所有人都可以思考并观察自然之物，人们也热衷于探索自然世界。一些学者更是试图从自然的规律中推导出上帝的设计[25]25，或通过研究自然秩序来理解上帝的本质和目的[26]214。受这种自然神学的影响，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成为推动鸟类研究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之后，海外殖民和探险将新奇的世界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许多人前往未知世界寻找从未见过的、异常丰富的动植物(包括鸟类)。这些参与航行的人往往和收藏家、珍藏馆(博物馆)、政府、学会机构、商贸公司或贵族富豪保持紧密的合作，并互相支持[27]Ⅳ-Ⅷ。例如，库克船长、勒瓦扬(Franois Levaillant)和博丹(Nicolas Baudin)等人的探险活动都有专属的博物学家、画家或采集者。他们沿途记录、描绘新发现的动植物(包括鸟类)，也把它们制成标本带回欧洲，赠给王室、贵族或富豪以换取他们对海外科学探险的支持。此外，单独前往殖民地的旅行者如斯温森(William Swainson)、殖民地官员如瑞华德(Carl Reinwardt)、传教士如谭卫道、博物类贸易商人如利德比特(Leadbeater)和韦罗(Verreaux)等人也为鸟类数据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于是，无论是自然神学为探索自然提供的合法性和动力，还是海外探险为探索自然提供的广阔空间和强烈好奇心，都使各种人热衷于收集自然物。而鸟类数据则以绘画、观察记录、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为鸟类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
-- 发布时间：2024/7/18 19: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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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色彩十分丰富，姿态也很优美，因而成为公众青睐的对象，也是鸟类研究的重要材料。鸟类绘画的历史十分悠久，但和鸟类知识直接相关的绘画主要集中在文艺复兴之后。最初，它主要以插图的形式出现在各种书籍中。例如，布朗(Thomas Brown)是一位优秀的鸟类观察者和素描绘画者，他曾为约翰雷(John Ray)的《鸟类学》提供了一些插图[28]18，而后者是鸟类研究的重要开启者关于雷的研究情况，请参考熊姣(2014)的《约翰·雷的博物学思想》。
雷和维路比(Francis Willughby)合著的《鸟类学》首次使用“鸟类学”(ornithology)这一术语。书中不仅对鸟类进行了分类，也包含大量的实地观察和前人的精确描述。该书被视为“亚里士多德以来首部严肃的鸟类分类学作品”[9]。该书还是17世纪中期最全面和最优秀的鸟类学作品，自出版后的近一百年时间里一直是鸟类学领域最领先的作品[13]5-6。马蒂内(Franois-Nicolas Martinet)则为布里松(Mathurin-Jacques Brisson)和布丰的著作分别绘制了插图。前者的《鸟类学》是18世纪60年代十分重要的鸟类分类著作，后者的《鸟类博物志》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而鲁德贝克(Olof Rudbeck)的绘画使林奈开始熟悉一些鸟类[29]，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的画则为林奈的命名工作提供了支持[7]490。最终，林奈将双名法运用到鸟类命名，并基于前人的工作将鸟类分为78个属。
除了直接为鸟类研究者提供插图和数据外，更重要的是鸟类绘画对公众的影响。公众不仅热衷于绘制鸟类，也是鸟类绘画的重要读者，推动了鸟类绘画的发展。而鸟类绘画不仅是储存、展示鸟类知识的重要场所，还是传播鸟类知识的重要方式。随着人们对鸟类的兴趣不断增加，对绘画审美的需求不断增强，加之绘画技巧和印刷技术的改进，鸟类插图也变成更加漂亮、生动和逼真。
到18、19世纪，涌现了一大批豪华、生动的鸟类艺术书籍，掀起了公众对鸟类(绘画)的热爱。例如，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美国鸟类》按照鸟类的真实大小进行绘制，提供了丰富的鸟类信息，是公众喜爱和收藏的对象。阿博特(John Abbot)、古尔德(John Gould)、特明克(Coenraad Jacob Temminck)和利尔(Edward Lear)也完成了华丽的鸟类绘画，丰富了鸟类的图像记录。
随后，传统的手工填色逐渐向彩色印刷过渡，鸟类画册得以更快、更廉价也更准确地出版[30]254-271。这使书籍的出版变得容易，不仅有利于鸟类知识的展示、交流和传播，也使此类著作开始拥有大批普通读者，使更多人热衷于丰富鸟类知识并以此为乐。
-- 发布时间：2024/7/18 19: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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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鸟类绘画，文字记录更容易完成，也更方便传递。许多鸟类研究者都和他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或通信，以获得大量的鸟类描述信息。例如，布丰曾写信给他的合作者贝克森修士(Gabriel Leopold Bexon)：“先生，请尝试完全从鸟类本身来进行描述，这对精确度至关重要”[13]21。莱瑟姆(John Latham)在其著作中充分利用了库克船长三次航行带回来的鸟类材料，以及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记录本[13]71。彭南特(Thomas Pennant)的《北极动物学》(Arctic Zoology)第2卷关注鸟类，其中的材料大部分来自几位前往北极的探险者，在哈德逊湾(Hudson Bay)生活和工作的人[7]492。
更有甚者，布丰设置了“皇家珍藏馆通讯员”(Correspondant du Cabinet du Roi)的荣誉称号，以鼓励爱好者和采集者带回更多鸟类材料(包括记录)。
除直接为鸟类研究者提供材料外，公众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展示其观察记录。例如，谭卫道在中国开展探险旅行并记录了许多中国鸟类，回到法国后他和乌斯塔莱(E. M. Oustalet)合作出版了《中国鸟类》(Les Oiseaux de la Chine)一书。怀特(Gilbert White)则单独出版《塞尔彭博物志》，其中包含大量对鸟类的本土观察。该书开启了一种人文形式的鸟类博物学研究[31]135-139，不仅提供了丰富的鸟类知识，还因贴近自然而受到热烈欢迎。一些脍炙人口的海外游记，如布西尔(William Burchell)的《南非内陆旅行记》原书名为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of Southern Africa，系作者翻译，下同。
，德·阿萨拉(Félix de Azara)的《巴拉圭和拉普拉塔河的博物学笔记》原书名为Apuntamientos para la Historia Natural de las Paxaros del Paraguary y Rio de la Plata (1802-1805)。和莫利纳的《智利博物学评论》原书名为 Saggio sulla Storia naturale del Chili。也包含对鸟类的观察，并深受公众的喜爱。整体而言，这些观察记录都强调走进自然，关注鸟类的行为、生境和习性等信息。它们不仅为鸟类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观鸟活动的开展，并激发了人类对鸟类的爱护之情。
-- 发布时间：2024/7/18 19: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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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鸟类绘画和观察记录，鸟类标本离公众的视线相对较远，但也离不开标本采集者和收藏者的努力。许多收藏家和研究机构都与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者、旅行者和采集者保持密切联系，从而获得外来鸟类的标本。而这些标本也往往成为研究者的重要依据。例如，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的收藏使林奈印象深刻，也为其研究提供了的信息[8]98。瑞欧莫(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的博物珍藏馆和法国的皇家珍藏馆(Cabinet du Roi)也拥有丰富的鸟类收藏，为布丰和布里松等鸟类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13]8-26。
随着海外探索的开展、标本剥制技术的改进、酒精保存功能的发现以及含砷肥皂的发明，标本保存变得容易。许多前往殖民地的人热衷于采集、制备、出售或收藏标本，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欧洲的标本数量和种类。亚雷尔(William Yarrell)和莱瑟姆(John Latham)等人开始拥有丰富的鸟类收藏，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优秀的鸟类学作品。大英博物馆、林奈学会、柏林大学的博物馆甚至聘用专门的学者来进行“严肃的”研究，以便科学地摆放标本或撰写科学的描述和名录。于是，麦吉利夫雷(William Macgillivray)成为了首位以博物学为职业的学者，也是研究鸟类的专家[27]200。
文艺复兴之后，由于广大公众的参与，鸟类知识迅速增长，尤其是鸟类标本也迅速增加。这使鸟类研究者相信，他们即将发现全世界的所有鸟类，可以撰写完整的世界鸟类目录，并对其进行命名和分类。这一期待又使他们和公众更加积极于记录、描绘和整理鸟类信息。这些详细、丰富的材料将鸟类学家聚集在一起，探讨鸟类的命名和分类问题，最终促使鸟类学从博物学中独立出来[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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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学从博物学中独立出来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学术会议[32]、团体和期刊[33]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为鸟类学家提供职位，也提供鸟类学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进一步推动鸟类学的发展[14]184-191。尽管如此，鸟类学和其他学科仍有巨大不同：其职业化并不彻底[34]。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鸟类学这一事业也没得到完全的认可[35]。如今，鸟类研究的一部分更是被纳入“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36][37]的范畴“公众科学”是“由大量只经过很少或几乎没有经过具体科学训练的志愿者，参与到诸如观察、测量或计算等与科学研究相关活动的一种程序(program)”[36]。这类科学活动的开展、科学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普通公众的参与，仅仅依靠科学家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37]1436。，与公众密切相连。
不仅在18、19世纪有许多人参与到鸟类研究中，如今鸟类学也是公众参与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在世界鸟类学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 Ornithologists’ Union)的官方网站来自IOU官方网站http://www.internationalornithology.org/links.html(检索日期：2015-05-23)上可以发现，目前和鸟类紧密相关的重要协会已经超过60个。其中既有鸟类学家组成的专业学术团体，也有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s)等专注鸟类保护、关注公众层面发展的民间团体。它们致力于培养鸟类爱好者，推动鸟类保护运动和鸟类普查活动的开展。
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美国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它主要关注公众和人道主义层面的鸟类保护。早在19世纪，它就组织并发起了奥杜邦运动(Audubon Movement)，使“奥杜邦”成为鸟类保护的代名词。如今，它不仅通过立法、教育、宣传等方式保护鸟类的栖息地，还管理了许多保护区，为野生动物(鸟类)提供避难所。
1900年，奥杜邦协会发起了一项名为“圣诞鸟类普查”(Christmas Bird Count)的年度活动，鼓励志愿者通过自己的观察、记录为科学家提供鸟类的相关数据。许多鸟类学家利用这些数据完成了优秀的研究[38]338，这个项目也成为公众科学项目的滥觞。该协会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奥杜邦杂志》(Audubon Magazine)，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
1915年，美国奥杜邦协会还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创办了鸟类实验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该实验室以“增加鸟类的知识以及对鸟类的理解和欣赏”为使命，致力于鸟类研究和保护。它的鸟巢网络项目(The Birdhouse Network)号召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到有价值的鸟类研究中。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身边的鸟类情况来收集和监测数据，并进行科学研究。
科学家也可以由此得到丰富的研究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发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39],[40]231。此外，“这些项目也为科学家提供平台来参与宣传活动，使他们受益的同时也使当地社区受益”[40]225。最终，该项目促进了职业鸟类学家与业余鸟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使两者的鸟类研究成果融为一体[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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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鸟类协会指导下的公众参与外，更多的是个体自发参与到鸟类研究中。关注鸟类的普通人比科学家一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鸟类观测。他们中的一些人延续了18、19世纪的传统，完成了优秀的鸟类观察和绘画，并以此为基础发表了学术研究。例如，“观鸟喇嘛”扎西桑俄将画鸟、保护鸟类视为其修行的重要方式，是他的必修功课。他对珍稀鸟类藏鹀进行了长达6年的观察，记录了它们的筑巢、繁殖和迁徙等过程，并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将藏鹀的分布地划入了保护区[42]。以扎实的观察为基础，扎西桑俄不仅出版了《藏鹀观察记录》，还发表了学术论文《藏鹀的自然历史、威胁和保护》，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除传统的参与方式，关注鸟类的公众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电影等现代科技，共享鸟类信息或宣传鸟类保护思想。例如，中国的观鸟爱好者可以将观测到的鸟类数据上传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再由中国鸟类学会汇总、编撰《中国观鸟年报》。李雪艳等人则利用这些数据分析中国鸟类的分布动态，从而为鸟类保护提供依据[43]。此外，著名导演雅克·贝汉的纪录片《迁徙的鸟》一问世便引起了巨大轰动。它不仅提供了多种鸟类长途迁徙的影像记录，还展现了迁徙途中的种种困难，引起观众对鸟类的共情。尤其是影片对猎杀场景的戏剧性展示，不仅指责了人类的贪欲，还试图唤醒观众对鸟类的爱护。
总而言之，如今公众参与鸟类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他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丰富其鸟类知识，增加对科学的认识和对自然美的感受。他们的成果也可以为鸟类学、鸟类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提供了大量、大尺度的数据。更重要的是，由于鸟类是对环境最敏感的生物之一，关注鸟类还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鸟类研究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尽管已有一些学者撰写包含鸟类的著作，但更多的是来自公众的鸟类记录。它们要么因其可食性等原因被记录下来，要么出自拥有一定学识的宗教人士之手。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神学的兴起和全球探险的开展为公众参与鸟类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和机遇。许多鸟类爱好者、收藏家、探险者和采集者热衷于收集鸟类知识，并以绘画、观察记录和标本的形式促进鸟类研究的发展。最终，大量的经验信息使学者专注于命名和分类等问题，并促使鸟类学这门学科诞生。尽管如此，公众始终是鸟类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协会组织的项目，还是个人的主动参与，都为鸟类研究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帮助。
本文作为一个案例研究，回顾了历史上公众参与鸟类知识积累和鸟类研究的历程，可以为诸如贝类、鱼类甚至天文等学科发展研究提供借鉴。事实上，大部分科学尤其是博物类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公众的贡献，如今的大科学时代更是倡导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以史为鉴，不仅可以为当下公众参与鸟类研究提供历史依据和合法性，甚至可以激励公众参与到更多的科学研究中，促进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
就鸟类研究而言，中国鸟类学家可以借鉴他国经验，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合作。这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数据，并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还可以指导公众参与鸟类环志、鸟类保护等科学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公众也可以通过鸟类理解自然、尊重自然并敬畏自然。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下，这种鸟类文化的发展可以提供不同于数理科学的视野，有可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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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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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Mary Hesse.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2) |
| [5] |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2) |
| [6] | 刘兵. 克里奥眼中的科学.2.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2) |
| [7] | Elsa Guerdrum Alle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Ornithology before Audubo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1951, 41(3):387-591.(9) |
| [8] | Peter Bircham. A History of Ornithology. London:Collins, 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