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日，某博物馆举办的书画展中，清代书法家苏廷玉的行书作品中见有数个“乱”字，在网上引发争议：“简体字是近现代才有的，清代书法作品中出现简体，肯定是赝品。”其实，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更是上升到了文物真伪判定的层面。那么，汉字繁简，到底能否成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1繁简并存是汉字起源现象，更是汉字生命现象

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历来说法不一，但原始的图画与记号无疑为汉字的萌芽与诞生提供了胚胎和模型。尽管早期原始图画与记号的具体意义尚不明确，但线条多寡不一的相近形象，就已预示着未来脱胎于之的汉字必将有繁有简。所以说，繁简并存，在汉字起源之初就已如此。

汉字诞生后一直绵延不息而传承使用至今，把数千年的历史生命浸入中华文明的血肉骨髓。在汉字强大而传奇般的生命历程中，有两种相反的现象共同推动着它向前演变与发展，这就是繁化与简化。文字学家梁东汉说：“从图画文字发展到现阶段简化汉字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简化、不断繁化的错综复杂的过程。”简化与繁化，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剖开汉字发展的任何一个共时层面，繁简并存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甲骨文作为最古老的、成系统的汉字，同字正反不定，有繁有简，异形严重。如“渔”字，或从四鱼，或从二鱼，或从一鱼；再如“车”字，或因“画成其物”的“车”形各有差异，又或因创制“车”字的“仓颉”并非一人，也或因据以“观象”的视角多有不同，呈现至今的繁简形体竟有数十个之多。

时至战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更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提供了大放异彩的时空舞台。秦代一统，书同文字，小篆虽以规范统一的字体在法理上取得了正统地位，但“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300多年之后，我国首部字典《说文解字》创制完成，它“叙正篆，合以古、籀”，将古今文字汇于一书，全面展示出雅俗共现、繁简并存的用字局面；特别是其中的古文与籀文，尽管都以“重文”身份列于正篆之后，但古文简，籀文繁，即是繁简并存最为直观的体现。

当前，我国通用规范汉字以简化字为主，但在诸如文物古迹、书法篆刻、题词招牌等特殊领域和场合，仍然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我们相信，繁体字一直是泱泱文明古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可能也绝不会消失。繁体字和简体字必将休戚与共，世代相传。

现行简化字是历史的积淀

追溯现行简化字的来源，相当一批为历代简体字，一些为历代草书和行书，还有一些是“古本字”，而古本字甚至比它们相应的繁体的历史或“资格”还要老。比如，甲骨文、金文中就有“云”字，为天空中舒卷云层的象形，到小篆中增加了“雨”旁成“雲”形，现行简化字启用了古本字“云”。语言文字学家李乐毅说：“80%以上的现行简化字都是在本世纪（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两汉的竟占了30%左右。”

秦汉时期，下层官吏书记事务日趋繁忙，迫于书写速度提升的需要，由圆转篆意字体简化而成的方正隶书又需进一步简化，于是草化成了必然之势。从隶草到章草再到今草的演化历程，即显示了其满足书写便捷需求的合理性，而这种简省从最初的随意为之，逐渐积淀成了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草书简体字便跃然“简”上。如“爲”字，本从爪，从象，会人手牵大象劳作之意，汉简草书只用轮廓式笔画将其整体的复杂形体勾勒出来而作“为”。再如“言”字，汉简中单独成字时不简化，而作偏旁时多简化为“讠”，如请、谨、计、谓、谁、语、诛、记等字。还有同音替代者，如“餘”字，《说文解字》：“餘，饶也。”为丰足，宽裕义。《说文解字》：“余，语之舒也。”《尔雅·释诂下》：“余，我也。”作语气词或第一人称代词用。二字古音相同，汉简就用简单的“余”代替了繁复的“餘”。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历代官方多曾倡导使用正体字，但形体简化的俗体字一直在民间大行其道。明末学者吕留良说：“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清代《红楼梦》的手抄本中，就用了铁、过、绛、说、坏、劝、听、体等一批简体字。这些历代出现的简体字、俗体字，都为现行简化字提供了直接字形素材。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对现行最为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解放区和建国后新出现者只有101个，不及总数的20%，而其余420个早已有之：其中先秦68个，秦汉96个，魏晋南北朝32个，隋唐五代29个，宋辽金元82个，明清53个，民国60个。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时代性。汉字是以形表意的文字。现行简化字从形体的具象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来说，确实不及象形化程度较高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构形也缺乏充足的理据性。但是，简化是汉字发展的主流趋势，汉字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汉字简化史。简化字和繁体字共同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脉，不可偏废。当然，汉字简化也要坚守汉字自身的特性，遵循特定的规则，并不是越简越好，1977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就因造成社会乱象而被停用。

3普及规范汉字是迫切需求

当下，汉字应用已经完全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伴随网络技术、电子产品等的迅速发展普及，现行简化字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不仅如此，在世代中华儿女的精心呵护下，汉字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的独特使者，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无可替代的桥梁。

然而，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的汉字应用能力有所下降，规范书写受到一定冲击。一方面，电子智能输入给传统书写带来挑战。电子产品、无纸化办公、网络虚拟社交等新事物让人们书写汉字的频率越来越低，提笔忘字、写错字别字的现象愈发频现。另一方面，刻意追求标新立异使汉字的应用出现不规范现象。年轻一代用谐音等方式来求新求异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每年都会产生一批网络热词，出现了诸如“集美”（姐妹）、“BT”（变态）、“584”（我发誓）等网络表达形式；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强势发展和广泛应用，任意改造汉字而成的表情包更因新颖独特而被年轻人所喜用，规范汉字的形体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变异。

此外，规范汉字书写中笔顺不规范一直是困扰汉字生活的常见现象。如极为简单的“口”形构件，生活中多见“竖+横折左折”或“竖折+横折”二笔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民众汉字文化知识的欠缺也造成了一些汉字书写的不规范现象。比如，将“冒”的上部写成“曰”形，将“肺”的右边写为“市”，书法创作中把“范仲淹”书成“範仲淹”，等等。

电子产品的使用势不可挡，但对当下的语言文字工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普及。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历经十年研制完成并公布，它对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3月1日，《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的正式实施为规范汉字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需要全民自觉，需要全民参与。

不同体式汉字的呈现具有特定的时代性。面对繁简不同的汉字历史形体，我们不能拘泥于一隅，更不能将其片面地作为判定文物真伪的定性标识。从网友对汉字繁简问题的热议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对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相关专家学者在深入发掘汉字蕴含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更应当重视研究成果转化，让学术研究走向生活，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汉字文化和汉字知识。文化自信首先是语言文字自信。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必将一直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助推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扬。（作者雷黎明，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简化字亦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国国家博物馆5月31日发布的《儿童历史百科绘本》收录《汉字，一笔一画写文明》分册。新华社发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庆市丰都县5月23日组织中小学生开展书法比赛。熊波摄/光明图片

汉字的“繁简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质疑汉字简化之后“親不见、愛无心、産不生、厰空空”，割裂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存在，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只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其法定地位。经过历史沉淀、专家整理的简化字，不但符合汉字构形规律，提升了文字沟通效率，而且也很好地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化。

简体字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

虽然简化字是在简体字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但简体字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更不是专家在屋子中面壁冥想创造出来的，简体字在历代手写文献中均有出现，是古代文字的组成部分。比如，“马”的简体形式在东晋王羲之的草书作品中就有出现。有网友质疑博物馆展品为赝品的所谓“证据”之一，即简体字“乱”更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作为“亂”的俗字而存在。《颜氏家训·书证》已有“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的记载，颜真卿所书《颜氏干禄字书》中也标明“乱”是“亂”的俗字。在欧阳询、米芾等书法大家的碑帖中，简体的“乱”也时常见到。

简体字与繁体字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两者并非依次出现，简体字也不都是繁体字的机械简化。简体字出现的时间非常早，部分简体字甚至远早于繁体字。例如“虫”一般被认为是“蟲”的简体字，但实际上“虫”作为古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比“蟲”出现的要早得多。

简体字在古代主要是俗字，通常用于非正式场合的个人信件书写和非正式作品的抄写等。简体字与常用于印刷和正式场合的正体字形成互补关系。《颜氏干禄字书》通常将俗字与正字并写，并指出正俗，同时还专门指出俗字、通字和正字的使用范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介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简体字在古代的使用频率已经很高，王力先生就指出，“简体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汉代民间应用的简体字就不少……宋元以来简体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当今我们使用的简化字大都是历代相传下来的简体字，它们的出现时间早且在许多文献中都有使用，是我国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化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社会上有部分人认为，由于推行简化字，许多人读不了古书，从而阻断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形成“繁体字文化”和“简体字文化”两个断裂的阶段。其实，字形的演变并不会阻隔中华文化的传承。记录中国文化的不只有以楷书为主的印刷作品，也包括手写、手抄等竹牍简帛，还包括镌刻文字的甲骨和青铜器。汉字历史上也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正式字体，还有常用的草书、行书等辅助性字体。虽然这些字体出现的时代不同，使用的场景也有差异，但这些文字都以自身的形体特点与形式，记录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构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字体系。

文字形体伴随历史进程而逐渐改变，特别是由篆书向隶书的演变，使汉字基本摆脱了古文字象形的特点，在文字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汉字形体的改变并没有隔断中华文明，同理，繁体字向简化字的形体转变也不会隔断中华文明。

汉字由繁到简的转变符合汉字的演变规律，是汉字自然发展变化的结果，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容易实现“用简识繁”，许多简体字在古代就已经被官方接受并认定为正体。比如，“礼”通常被认为是“禮”的简体形式，但早在唐朝“礼”就已经被认为是正字。

简化字对繁体字的改造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其形体构造符合汉字的“六书”理论，经常使用的方法有：保留轮廓和特征，如：飞（飛）、齿（齒）；草书楷化，如：长（長）为（為）；换用简单符号，如：鸡（鷄）、汉（漢）等。这些简化字符合汉字的构字特点，并通过类推构造了大量的简化字。简化字很容易与原有的繁体字对照起来，经过简单训练阅读经典文献并不困难。此外，当下电脑的普及和科技手段的加持，繁简之间的转化能够瞬间完成，繁体字转化为简化字的准确率已经非常高，不使用繁体字也能阅读古籍。古典文献学专家张箭介绍，简体字版的古籍比繁体字版古籍要印得清晰，也便宜得多，更利于购买和收藏，对古籍整理也非常有利。因此，简化字是汉字自然发展的结果，具有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化字能创造更丰富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不仅包括古代文化，也包括当下创造的各种先进文化。简化字提高了识字的效率，有利于提高教育水平，提升社会文化程度，为创造更丰富的文化打好基础。难认、难写是汉字公认的痼疾，鲁迅说，“不费他十来年功夫，就很难跨过。”钱玄同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因此，很多仁人志士力主简化汉字。

古代读书人多是统治阶层，数量较少，他们穷经皓首只为通过读书博取功名，识字、写字、考证字是其重要任务之一。近现代以来，科学发展使教育增加了更多传统语文学之外的内容，文字的交际属性被突显。简化字的笔画数和字数都大大减少，使学习者能用最经济的手段最快地跨越文字障碍，提高交际效率，为其他知识的学习留下更多时间。知识分子的增加和知识的多样化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多优秀文化。现代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由简化字书写，这些优秀作品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简化字也可以创作出高艺术水准的书法作品。临摹古代书法作品，揣摩古意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路径，因此繁体字在书法界广泛使用，但有人认为书法只能使用繁体字就有失偏颇。中国对书法的认可固然有形态美的追求，但更多是“意象”之美的崇尚，《兰亭序》的逍遥自然，《祭侄文稿》的悲愤痛楚，《寒食帖》的沉郁苍凉才是它们更大的魅力。如上所述，简体字在古代碑帖中也大量存在，临帖揣摩也能探寻古意，进而创作出经典作品。书法大家启功先生和欧阳中石先生的许多经典作品都使用了简化字。特别是启功先生，他的书法作品多以简化字为主，常采用行草方式书写，增加了飘逸灵动、自然清新的感觉。

汉字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脊梁”，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通用的规范汉字大多为简化字，它们在促进文化教育、加速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创造了丰富文化。但是，尚有部分人对简化字理解不够，认为后起的简化字隔断了中国文化。其实，简化字符合文字形体的变化规律，不会隔断中华文化的传承；源于古代简体字的简化字本身就是古代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作者司罗红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