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的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谈。其一是否具有物质性的交换，其二是否具有生态意识的转化。

从物质性交换的层面来说，中国同其他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国家是类似的。中国是在1978年之后真正发生乡村转型，乡村人口大量流失。而在此之前，我们的乡村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到了1980年后，中国开始真正普及化肥与杀虫剂，并将它们大量投入于农业生产。中国在整体上也进入了城市时代。就拿青岛这个城市做例子，在农业时代，青岛不可能成为一个城市。但在工业时代，在打破了自然原有节律的时代中，它可以成为一个城市。这个前提根植于交通。也就是说，必须通过铁路将青岛与它的内陆腹地（河南及山东）联系在一起，才会出现今天的青岛。它是一个典型由农业转为工业社会的新城市，而自然必然在其中受到巨大的影响。直到那时中国的环境观念还处于萌芽状态，关于“自然保护”的思考未成体系。

后来，在中国逐步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成都和青岛这样的城市开始建造城市公园，包括北京在内，针对颐和园在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应该成为城市中怎样的存在，都逐渐开始有一些零散讨论。

但恰恰是城市公园的诞生，标志着现代人平等地拥有了亲近自然的权利。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有机会以一种休闲的审美的方式来亲近自然，它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这也是我更喜欢城市文化的原因。

国家公园

0   美国“荒野精神”与国家公园

早期的美国城市公园建设以彰显“民主、平等”为典范，以缓解城市居民与大自然的疏离。国家公园的建立，也同样贯彻了这种景观民主的思想，并通过“荒野景观的保护“树立起美国国家身份认同。无论是186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的第一个州立公园，即后来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还是1872年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最初都是为了保证“普通公民都能享有自然风景的权利。” 美国国家公园中，将“只允许修建道路”作为基本开发原则，以最低程度的开发来保护自然风景。

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注4]一直是美国国家公园最重要的推动者。对于他来说，是否修建道路对于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是一个体育家，打猎是他毕生的爱好，徒步进入荒野去杀死一头熊是他最大的乐趣。直至1930年代，美国人的私人汽车拥有量增长达到50%于以上的时候，国家公园内是否要修建道路就成为国家公园的一个核心讨论。

当时的总统小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不修建启程能够开进去的道路，像我这样的人如何进入这些地区？”我们都知道，小罗斯福由于小儿麻痹症，后来几乎完全瘫痪残疾。所以，美国国家公园如今也成为了“允许人最大部分的人能够进入的地区。”后来，美国在1964年通过《荒野法案》，规定在特定的荒野地区，则不修道路，人们可以在此宿营与徒步，但无法用其他方式进入。这也如利奥波德（Ald Leopold）所言：“机械化的休闲已经占据了十分之九的树林和高山，因此，为了对少数人表示公正的敬意，就应该把另外十分之一献给荒野。”[注5]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建立与他们长期以来的边疆文化与荒野精神有很深的联系。我有一个美国师兄，每年都要去科罗拉多州的荒野打鹿。他通常和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一块儿，每人需要背接近100磅的东西进山，打到麋鹿分割之后，每个人分摊下来需要背200磅的物资下山。那片地区是没有任何道路的，它非常好得保护了原有的自然。国家公园也是如此，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进入国家公园开上一个罐头，吃上一包简单的豆子，就是一种很美的享受，不需要坐在山顶的旋转餐厅中吃一顿海陆大餐。

0    中国国家公园规划

       需要考虑旅游开发的限度

中国原来没有国家公园的概念,只有国家森林公园。在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沿用了苏联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苏联的自然保护区分为三个区域，中间是核心区， 处于完全受到保护的状态，即使是科考人员进入也需要特殊批准。在它的周围是一个过渡区，可以科学考察，但不能开发。最外围是一个实验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旅游开发。如果感兴趣它的历史，可以参考美国学者韦纳（Douglas R. Weiner）撰写的“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从90年代开始，我国基本按照美国的范本进行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设，并将一部分自然保护区转化为国家公园。但在如何处理内部居民的生计问题上，我们与美国有很大的区别。在1978年以后，自然保护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特别是保护像大熊猫这种超萌的吉祥国宝物种，我们在早期卧龙保护区建设过程中，村民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计。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住民的生计如何与自然保护区共生共荣，成为自然保护区建立的重要考量，生态旅游成为实现共荣的基本手段之一。那么，中国国家公园公园在什么样的限度上进行旅游开发才合适，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中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极少数群体以外，在进入一个公园之后，往往希望待在一个冷气房里，喝着饮料，吃着水煮鱼或者牛排，躺在屋子里刷着抖音，看着外面的美景，然后打上一局扑克牌或一桌麻将。当然，仍然有那么一少部分人愿意徒步进入荒野看到春天大雁归来，夏日满眼的星空，而不仅仅是为了网红打卡。

我希望中国的国家公园规划建设能尽量避免修建道路与酒店，以保护生态的完整性。由于中国人口如此之多，酒店一定会带来地下水的污染。如果一定需要酒店，则尽可能在国家公园的外围，而内部只需要有基础的宿营地。我们有99%的文明，也需要1%的荒野。但究竟如何权衡，不是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可以决定的，我们只能议论。

你们的声音可能被听到！因为你们很多人都是真正在从事这个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