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它往往就是我们生活本身。每个人都会表达对城市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个人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的推荐，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索引；我们希望它所能传递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结论，一如既往，可以促进我们的思考。
前情提要：
在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中，什么缺失了，什么是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什么是社会？
60
关于中国社会层面缺失的学术探讨从 1980 年代算起已经有很多了。学者项飙以浙江村为研究对象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从田野调查角度去看社会微观，是绝对值得一看的著作。
这本书 2018 年出版了修订本，几个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序言被认为极其精彩。在这几篇文章中，项飙进一步给出了一些观察结论：中国社会缺失问题经过几十年后，并没有改善；随着政府权力扩张，社会空间进一步变小，还原成为“物理空间”；行政系统高度“地域化”；政府对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疑虑……
61
项飙在 2016 年写成的序中说，虽然大部分留在北京的“浙江村人”购买了中高档商品房，也摆脱了服装生产的简单劳动，在生活方式上和北京其它城市居民没有明显差别——“城市化和市场化似乎确实促进了一体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构成城市活力和创造力那一部分的功能已经消失了。
但是，浙江村的社会自主性，即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能力也消失了。像 1995 年前那种自发兴建住宅小区、成立爱心小组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了。
尽管今天大多数浙江村人买房上楼，但是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上学要进高档私立学校或者靠交高额赞助费进公立学校；我们看到的一体化，并不是“浙江村人”和城市社会的整合，而是他们作为商品房房主和私立教育的消费者与城市市场的交易。同时，当地的区乡政府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行政干预和资源汲取的权力，“浙江村”则完全失去“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
在 1990 年代，媒体对“浙江村”的报道多含有对城市政府的批评，而 2000 年代中期之后对“浙江村”的报道，则几乎是一边倒的对政府产业提升、旧城改造的应和与鼓吹。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62
与之相对比的是将近 20 年前，1990 年代末他曾经的判断：“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是“有名无实”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义上的明确认可”。
20 年后的情况可能更像是“有名无实”：“浙江村人”作为注册的投资人、购房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经济和法律主体，但是他们不再构成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
“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
自 1990 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和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63
结果社会空间变成了纯粹的“物理空间”。
“浙江村”的正规化把一个萌生中的“新社会空间”还原成了一个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里的主体是人，构成社会空间的是错综复杂从而也不免杂乱的关系；物理空间里的主体是地，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框架下的单一化的市场规划。
面对社会空间，政府要谈判、妥协、学会共存；处理物理空间的手段则简单明了：拆，迁，卖。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21/6/17 20:40:46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