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西方文化冲击着中华大地，从思想到人们外在的穿着无不透露着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是一个“乱世乱穿衣”的年代，那时候经常出现顶着一头辫子身穿西服、中衣西穿、西衣中穿、男服女穿、女服男穿、内衣外穿、外衣内穿等千奇百怪的穿法。在这个时代中，时尚究竟是什么？现代性的时尚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让时尚严肃了起来。

《时尚现代性》张小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尚现代性》是一本针对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时尚与现代性梳理解析的学术作品，作者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特聘教授张小虹。从理论到史料，从文化到民族，从时尚到历史，作者在不同的缝隙中寻找民国以来时尚与现代性的细节。林则徐的裤子、鲁迅的胡子、张爱玲母亲的小脚，这些细节在历史的长河中反映了哪些本质问题？

今年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曹磊饰演的鲁迅几乎高度还原了当时鲁迅的样貌，那一头像钢针般的头发和著名的鼻下胡，凸显了鲁迅的人物特点和那个时代潮流知识分子的装扮。留洋日本的鲁迅打扮不土，可以说是略显时尚。许广平就曾回忆，她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鲁迅，那大约两寸长的头发，粗壮而且硬实，笔挺的竖立着，就好似“怒发冲冠”一样。这种硬朗的东洋小平头也是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最常见的鲁迅发型样式。鲁迅很早就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据他自己说“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

鲁迅对于清朝的辫子，早有微词，鲁迅曾不止一次尖酸刻薄的嘲讽，留着清朝辫子的留学生，漫步在樱花下，就像小姑娘一般让人雌雄难辨。尤其是在日本这种东洋、西洋文化交融的地方，清朝留学生在这个社会中奇怪且引人耻笑，这种“阴性化”的象征被冠以“豚尾”的耻号，积贫积弱的中国以如此形象映射在留学生的装扮上，这让鲁迅感觉非常耻辱。

1903年，剪辫后的鲁迅拍了一张照片并连同一首小诗送给了好友许寿裳。其中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重新塑造中华形象，以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凸显血缘与民族的认同。其实鲁迅从小生长的环境对满汉之别并没有什么概念，也谈不上对自己身后的辫子的厌恶，所以他并没有像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一样，在来日的船上或者刚到日本就剪掉了辫子。

鲁迅是在日本逐渐认识了解中国与世界，而从服饰、发型这些外显条件中更是提醒着鲁迅中国的耻辱与软弱。从鲁迅发型的转变，我们也可看到在当时年轻群体中已经意识到清朝的辫子所代表的阴性化对中国阳刚之气的阉割，这是一种觉醒之风，也是一股时尚潮流，由东洋随着这些留洋的学生们的归国吹向了中华大地。

鲁迅对于剪辫的理解不同于孙中山、章太炎等，聚焦于政治意识形态中，他的思考更深一层去质疑辫子这种象征形式，对汉民族造成的侮辱与精神上的阉割，这种政治真正渗入每个人毛发的行为让鲁迅开始思考观察人们社会生活中不自知的陋习。

如果说鲁迅只是发型契合了时代潮流，那胡子可以说就是鲁迅个人特有的标志了。在蓄须之初鲁迅就因为小胡子而有了苦恼，鲁迅在日本留的胡子有别于传统中国的两撇山羊胡，那种蒙古式的胡子被鲁迅排斥，反而向日本人学起了蓄那种尾部尖端上翘的“仁丹胡”。这在一些“国粹家”的眼里，鲁迅这种胡子留得“崇洋媚外”，抛弃了胡子象征的国家与民族的认同。然而当鲁迅把胡子垂下来后，“改革家”们又跳出来批评鲁迅竟然留起了封建守旧的胡子。夹在两派中间的鲁迅有一天忽然领悟到“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就这样在时代的夹缝中催生出了鲁迅独特的胡子，国家、民族、头发、胡须这些因素互相关联产生了莫大的讽刺。胡子的上翘还是下摆都和国家命运关联上了，鲁迅的文章在诉说自己也是在无奈的荒唐中呈现这个时代的风貌。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巨大耻辱，使得清末民初之际，人们对于周遭甚至身上的任何部位都进行了过度象征化。身体发肤的微小改变都可联想到丧权辱国，失去或拥有国家荣耀之感。时尚的体现与时代背景的结合，似乎国人浑身都是毛病，怎么都无法让人满意。如此这般焦虑的时代，也就是鲁迅这样的人才会跳脱出上下的框架用一种另类的中庸，表达自己的无奈与反抗。

鲁迅的胡子是无奈之举，却成为了日后的潮流。一般在我们的理解中时尚无非是小技小巧，在时代的潮流中引领或者顺势。但作者张小虹却在时尚与历史中，探究微观与物的发展。诸如鸦片战争的胜负除了科技与思想外还可以从军装的剪裁上分出高低；台湾日据时期旗袍的绉折设计就是一种殖民地政治的实践。从穿衣打扮这外显的一面深挖其中的深层结构，有关于民族、文化、思潮、政治等等——张小虹用时尚透露的信息，思考时代的变革。

（原标题：鲁迅的胡子与时尚)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肖浩

编辑丨第三条岸

在鲁迅的论文散文集《坟》中，有个话题很有意思，鲁迅为这个话题写了两篇文章。这个话题就是胡须，两篇文章中一篇是《说胡须》，另一篇话题是《从胡须说到牙齿》，写鲁迅自己以及别人的胡须。

“隶书一”字胡型的由来

《说胡须》，郑重其事。鲁迅讲他自己的胡子常常要剪：

于是寻出镜子，剪刀，动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缘平齐，成一个隶书的一字。

其实鲁迅青少年时留过边缘向上翘起的胡子，而且要用特别的胶油来修饰。因为这种胡须造型被批评说是在学日本人的样子，鲁迅受到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的指责，少年时候的鲁迅觉得很冤枉。

因为上翘的胡子，鲁迅还真的曾被认作是日本人。在从日本回国的途中，有一个中国人跟他说话，称赞他：你这个日本人中文说得真好！鲁迅解释说自己是中国人却不被相信。

辩解没有用，修饰胡子的胶油在中国又很难买，所以鲁迅后来就放弃了上翘的胡型。胡子如果不上翘，稍微长长一点就会往两边下垂，像齐白石、丰子恺，结果却又招来改革家的责难。

最后鲁迅放弃了这两种胡型，选择剪成平的“一”字胡，使它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人们的联想伤害了鲁迅

鲁迅后来研究文化，发现胡子上翘，中国古代历来有之，并不完全是日本文化。至于胡子拖下来，其实是蒙古人带来的样式。

显然当时人们对胡须的样式，有很多爱国主义的联想，这些联想深深伤害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因此鲁迅说：

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于是我从此不说话。

因为胡须样式的刺激，鲁迅也自省说，我实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多了。

重新定义“无病呻吟”

没想到隔了一年1925年10月，鲁迅又写了一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写作契机是有一个北大教授说，鲁迅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屁股。

鲁迅那时的文风，已经非常曲折又刻薄了。鲁迅说如果照此逻辑：

遥想土耳其革命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屁股走路了！

鲁迅接下来说：

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经有了呻吟病了，无法可医。

这段话非常诡辩又巧妙，一方面重新定义了“无病呻吟”不可能。另外一方面，虽有点咬文嚼字，但的确把问题讲深了一层。

一字胡成为鲁迅形象的标志

鲁迅借机辟谣，报上说他参加游行被打落了两个门牙，其实这个牙齿是在别的情况下掉落的。

最后鲁迅又回到了胡须，他说：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

虽然我非常同意鲁迅在这两篇文章里，是要批判一个人怎么处置自己身体的一个部位，跟爱国、卖国的不必要的联想。

但是反过来平心想想，我们今天要是看到照片上的鲁迅，他的胡子是往上翘的或者两边往下垂的，像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一样，我们恐怕还真不习惯。

这“隶书的一字”，现在是鲁迅形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