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美好生活”一词在品牌中出现的很频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强调美好生活？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呢？本篇文章将围绕“美好生活”展开一系列的讨论，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一起看看吧。

近几年，大品牌们在做与公众的沟通时，都喜欢用一个词——美好生活。

比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抖音电商，美好生活，触手可淂。美团，美好生活小帮手。天猫的Slogan是理想生活上天猫，所谓理想生活其实有美好生活的概念。小红书也倡导美好生活，在其COO与刘擎的对话中，多次表达是一个分享美好生活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强调美好生活，以及给用户带来美好生活。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好生活？这固然与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关，但这其实自古就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以及所追求的目标。

一、美好生活即善和美德

在小红书COO柯南与学者刘擎的对话中，刘擎认为美好生活的概念是从古希腊来的，并对美好生活给出了定义：勇敢、真诚、有善意、审慎。

美好生活的确是从古希腊提出的，它从哲学上的概念叫做美德。

亚里士多德主张人应该有的生活是善的生活，其目的是实现幸福，为此必须有社会需要的美德。他认为，拥有美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善”时，亚里士多德认为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享乐的生活，第二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不用多说了。

政治生活在当下的语境下是成功、权利和荣耀，“那些崇尚名声，喜欢活动的人认为善就是荣耀。也可以说，这就是政治生活的目的。”

而思辨、静观的生活则是哲学式的，体现在追求知识、探索真理。

所谓美好生活，其实都逃不出亚里士多德的三种生活论调。

二、美好生活不是成功

今天我们说到美好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第一种和第二种生活的合体，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工作或政治获得成功和荣耀，受到别人尊崇，同时在此基础上过上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

这里的美好生活，并非亚里士多德的享乐（那多少有过度享乐的意思），而是一种物质丰富、生活富足的生活。

这种生活在二战后美国涌现出的大量中产家庭中得到充分体现，那是“美国梦”一词最为流行的年代，它告诉美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每个人都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典型的生活是在福特这样的工业公司供职，年薪几万美元，一套房子，一部车子，2-3个孩子，一年2次自由旅行。

然而，工业时代的工作对大部分员工来讲不过是一种被迫，就像马克思说的“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劳动不过是为了过上美好生活必须要做的，而非自己想要主动选择的且是充满兴趣的。

哲学家边沁曾提出“圆形监狱”的概念讽刺不自由的工作，在这种监狱中，一个个工作的房间形成环形排列，中间则是一座高塔，高塔中的人随时监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

这个隐喻的核心在于，工厂中的人的工作是受到监视和控制的，是不自由的。

今天的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不适合这个比喻，但KPI、OKR等衡量指标对于员工的打分，本质上与圆形监狱的监视者没有区别，当代社会人的工作很难谈得上是自由的。

这种非自发性的劳动，使得员工不可避免地失去对自己工作的控制，从而失去对生活及自我的控制，最终导致自我的异化。被异化的生活，很难谈得上是美好生活。

在当代社会，虽然美好生活一般被认为是前文所述工作、政治上的成功+生活上的富足，事实上前者只是为了实现后者不得不做的，因此美好生活的概念实际上是与工作无关的。更不要说马尔库塞认为，消费社会的人连满足生活的消费也是被异化的。

三、美好生活是自由选择

以赛·亚伯林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自由选择的生活。这与上面马克思工人”被迫劳动“的观点相呼应，因为被迫劳动，因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生活，也就不是美好生活。

齐格蒙特·鲍曼在谈到选择自由代表了阶层的高低，他说：“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

随后，他对富人之所以受尊重的原因说道：“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他们。”

随心所欲即是一种自由选择，这指明了美好生活的方向：至少，工作方面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而非被迫应聘自己没那么喜欢的工作），生活上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才是美好生活的前提。

终极的自由选择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三种生活，即思辨的生活，从当下的环境来看，这个选择也很容易理解，当一个人不再为工作、生活忧虑的时候，他才有更多的精力和心思去考虑更高层次追求。

指望一个每日为房贷、失业、后代教育发愁的当代职员用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哲学、探求真理是不太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