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命运却给陶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96年,正筹备歌曲专辑与MV的陶金被检查出肝癌,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准,尽管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只要干预休养得当,延长十几年的寿命没有问题。可惜一心想要痊愈的陶金迷信某新疆神医的“圣水”,服用“圣水”仅仅一年后,陶金的舞蹈生命定格在了36岁。
在《摇滚青年》里跑龙套的沙宝亮并没有跟着陶金一并火起来,在文艺圈最黄金的90年代,转型歌手的沙宝亮一直是潜心蛰伏的状态,直到2003年的那首《暗香》问世,人们才恍然意识到那个在80年代末展露过才华的年轻人,暗香始终残留,并不是真的无人来嗅。
霹雳舞入奥的这缕暗香其实也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闭幕式表演环节,霹雳舞就有过亮相,只不过从表演到成为正式项目,这个严肃的回归过程必定充满波折。
1984年奥运会闭幕式,霹雳舞者为歌星莱昂内尔-里奇伴舞
阻力并不在奥委会一方。最初奥委会本想引进拉丁舞或是摇滚舞作为新增项目,但自从霹雳舞在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上试水之后,包括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霹雳舞的确是社媒上话题度最高的项目,因为年轻人就爱看这个。
其实查阅《2020奥林匹克议程》文件也能发现,霹雳舞项目入奥完美符合这份改革文件的精神要旨,比如激发年轻人的参与、促进性别平等、降低办赛成本,甚至还有一条叫做“把体育和文化融为一体”。
一切似乎都很顺理成章,但B-Boy和B-Girl们并不打算“融为一体”。2017年,超过2000名舞者签署了一份发给奥委会的请愿书,题目叫:不要让WDSF(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插手嘻哈。
在霹雳舞者看来,运动与霹雳舞艺术完全是两回事,一旦霹雳舞接受了像奥运会这样主流的有组织的活动邀请,有了政治色彩,霹雳舞充满张扬个性的独特文化也就随之被抹去了。
所以霹雳舞的最终入奥多少带有一些妥协的意味,B-Boy和B-Girl们被“招安”,而奥委会在比赛规则的设定上也尽量保证原汁原味:在正式的霹雳舞比赛中,运动员不能选择音乐,现场DJ会在有着三四百首音乐的曲库中随机播放,运动员要做的就是即兴对现场氛围做出最恰如其分的回应。
尽管和体操、跳水类似,霹雳舞也是打分项目,但霹雳舞并不会一味追求动作难度。在巴黎奥运会上,裁判会根据五项标准进行评分:技术(Technique)、动作丰富程度(Vocabulary)、完成度(Execution)、音乐性(Musicality)和原创性(Originality)。如果以霹雳舞文化的视角,这其中原创性的部分理应是最重要的标准,当然在奥运会上,为方便裁决五个标准各占20%权重。
巴黎奥运会的霹雳舞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各有16名选手,和足球杯赛的出线规则类似,每个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最终决出冠军。当然无论小组赛还是淘汰赛,所有比赛都是以单挑的方式展开——霹雳舞的比赛,要叫Battle。
在Battle的规则设计上,奥运会给了选手们足够的战术自由度:只要音乐一响,红蓝两方都需要在先跳还是后跳之中做抉择,先跳的人一旦上了难度,对后跳的人就会带来压力,而后跳的人则因为多一些思考和准备的时间而可能更加从容。当然规则上如果音乐开始10秒后无人上场,红方选手必须先跳,1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另一方再无缝衔接。
通常来讲在一场battle中,先出场的选手可以给比赛定下基调,先手方可以通过一上场就火力全开来挑衅对手,“阁下要如何应对呢?”这种局面下,后手方的惯用思路是用一个更难的动作做出回应。
按照霹雳舞的行话,这短短1分钟的表演,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戏剧性弧线”(dramaturgical arc):运动员不能一开始就亮出大招,而是通过层层铺垫,逐渐达到最后的高潮,也就是说起承转合的故事性(而非纯粹为了大招的“难上加难”),可能才是一场battle的制胜关键。
“‘招’不一定是power move。单纯的‘招’,现在很多人都能做,但是怎么把‘招’做得有自己的味道,有自己的想法,这点就比较难。”这是杭州亚运会霹雳舞金牌得主刘清漪的看法,本届奥运会,B-Girl刘清漪、曾莹莹以及B-Boy亓祥宇将注定为中国创造一段新的奥运历史。
杭州亚运会冠军刘清漪,将在巴黎向奖牌发起冲击
在当代青年的语境里,街舞或者霹雳舞都已经不算是小众项目,如今又有奥运会的影响力加持,这种全民性的讨论热度对B-Boy和B-Girl们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打扰和对独立精神的破坏。
然而也正是在迈向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开头我们提到的孙红雷的那段表演才凸显出一种解构主义的美感:民歌、西装、霹雳舞三合一混搭,玛丽莲-曼森的妆容,跟韩磊有几分相似的嗓音,以及现在回头再看总感觉跳舞的好像是刘华强。
所谓解构,意味着一种极强的破坏力,意味着打碎、拆解固有的结构,这和霹雳舞的breaking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孙红雷也是个B-Bo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