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很多普通人会有一种非常坚定的观念: 这个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肯动脑、肯用力,总能找到办法。
乍一听,这是积极向上、充满韧性的处世哲学,甚至被视为草根精神的重要部分。
但如果把这种信念放到现代社会的复杂背景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优势,反而是一种深层的认知陷阱。
它会让人误判现实,把本来无解或极难解决的问题想象成一招致胜的局面,从而在面对结构性困境时,陷入无效乃至自我伤害的路径。
这种思维的形成,首先来自于生活经验的局限性。
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环境里,遇到的问题大多属于局部可解的简单系统。屋顶漏水,找木匠补上就行。庄稼被虫子啃了,喷药就能缓解。和邻居闹了矛盾,找长辈或村干部调解就能收场。 这些问题虽麻烦,但因果关系直接、变量不多,解决方法容易看到效果。于是,日积月累中,他们习惯了把找办法解决问题当作一种世界的自然规律。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真正影响生活的大多数核心难题,早就已不是这种线性、单因单果的简单系统,而是高度耦合的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的特点是: 参与变量多、相互影响强、反馈延迟、外部冲击不可预测。
在这样的系统中,很多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唯一、彻底、零副作用的解决方案,只有权衡、折衷和不断调整。
比如贫困陷阱,肯定不是简单地找个工作就能跳出去;气候变化,不是关几家工厂就能逆转;社会撕裂,也不是通过一纸法律或者文件就能弥合。
更麻烦的是,在复杂系统中,解决一个问题的举动往往会制造新的问题,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减少部分岗位,降息刺激消费的同时可能催生资产泡沫,打击投机可能连带打击创新。 这种多米诺效应对于习惯直线因果思维的人来说,很难直觉理解。 除此以外,这种凡事可解的信念,除了源自人们的经验局限,还带有强烈的心理防御功能。
普通人生活在资源有限、机会稀缺、阶层上升通道狭窄的环境里,如果承认有些问题是无解的,就等于承认自己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困境,这是极度沉重的心理负担。
于是,很多人会本能地拒绝无解的概念,而是告诉自己: 一定有办法,只是我还没找到。
这种信念在短期内能支撑人的韧性,防止彻底放弃;但在长期看,它会让人低估结构性障碍,把失败归咎于自己方法不对而不是制度的限制,从而继续把力气花在无效的尝试上。
另外,这种模式还常常会伴随另一个认知误差: 把有人能解决误以为人人能解决。
他们看到少数草根逆袭的故事,就坚信只要模仿成功者的路径,自己也能复制结果,却忽略了这些故事究其本身是幸存者偏差的产物。那些没有成功的多数人,被叙事自动消音了;而少数成功者背后往往是有运气、资源、机遇等不可复制的条件。 这种误判不仅扭曲了对现实的感知,还会让人将不平等的结构合理化,因为既然有人成功,那失败者就一定是自己不够努力。
正因如此,凡事可解的心态在社会心理层面存在一个危险后果: 一旦遇到真正的结构性困境,比如说经济停滞、贫富分化、社会流动封闭,这种心态会驱使普通人在思想上去寻找并抓住一个看似简单的办法,哪怕这个办法并不具备逻辑上的可行性。 一旦找不到这样的办法,他们就会迫切地构造替代性解释,比如怪罪某个群体、相信阴谋论、或者认定现实中存在某个阻挠进步的敌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承认问题无解,比相信一个荒谬的有解更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这种认知模式非常容易被政治力量利用的原因。
政治人物深谙这种心理,只需抛出一个听起来简单、直接、立刻见效的口号,就能赢得庞大支持。比如特朗普说修墙就能解决移民问题,打赢一场战争就能让国家富裕,打击某个行业就能拯救经济。
这种口号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切中了凡事可解的直觉,提供了一个具象化的钥匙,让人觉得问题马上就会被打开。
至于修墙会不会改变劳动力结构、战争会不会带来巨额消耗、打压行业会不会带来长期经济损伤,这些复杂后果常常被刻意回避或轻描淡写。 这样一来,政治就不必面向真实的、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而可以用一次次情绪化的短期行动来维持支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