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观鸟活动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观鸟如何成为了一项社会活动？因为观鸟让我们离天空更近呀！

作者：白杏珏

观鸟是一项圈层性极强的小众活动，爱之者会自称为“鸟人”，恨不得天天流连于枝头翅影之中，而不了解这一活动的人，大多会露出疑惑的神情：观鸟？有什么好看的啊？

春天，是候鸟过境的时节。北京是东亚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许多候鸟在北迁过程中都会落脚北京，与众多观鸟爱好者“一期一会”。仅今年2月份，全市野生鸟类监测站就监测到野生鸟类26.5万只，其中包括大天鹅、小天鹅、白尾海雕、猎隼、白琵鹭、苍鹭、赤麻鸭、绿头鸭、普通秋沙鸭、针尾鸭等丰富品种。

关于观鸟这个问题，BBC自然频道观鸟节目的制片人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用《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做出了详细解答。不同于一般面向观鸟爱好者的鸟类手册或科普读物，《观鸟的社会史》是一本适合观鸟圈外人读的书，旨在向人们解释观鸟是如何成为一项专门的活动的。

英国是观鸟活动的起源地，也是观鸟活动最盛行的国家之一。莫斯首先澄清了观鸟（Bird Watching）活动与“看到鸟”之间的区别——观鸟不是为了科学研究，更不是为了猎捕；观鸟只是一种“以获得乐趣为主要目的的娱乐活动”，而观鸟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鸟人”，就是18世纪英国乡村的一位教士、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Reverend Gilbert White），他的著作《塞尔伯恩博物志》展现了对自然生物的精确观察和真诚之爱，至今仍是深受人们喜爱的自然写作经典之一。

如果要追溯人们对鸟类的兴趣从何而来，那就必然要谈到博物学传统。西方博物学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而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则提出了“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一概念，正式让博物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在古代中国，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名物学、地志学、本草学等学问，其实也大都有“博物”的意味，只不过没有被明确划分为单独的学科。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无所不包”的博物学慢慢被细分学科所取代，不过，这门颇有趣味的学问并没有消亡，而是成为普通民众的一个喜好。

作为博物学的一个分支，观鸟活动也经历了从科学实用到娱乐消遣的过程。莫斯在书中第四章引述了林恩·巴伯的观点：博物学之所以会在维多利亚时代广泛流行，是因为这种关于自然的研究“缓解了中产阶级生活中最大的烦扰——无聊”。不过，那个时候的“观鸟”可不仅仅是观看，而是为了将鸟类制作成精美的标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疯狂迷恋上了收集各种自然物件，化石、真菌、小虫子和甲虫、贝壳以及各种水生生物，当然还有鸟和鸟蛋……收集成为了一种大众时尚，关于自然的知识则成为社交场合中的必备谈资。

相比于收藏古董、书画等书斋意味浓厚的行为，收集鸟类标本还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给成年人一个“借口”走出家门，在大自然的气息中收获喜悦与强健的身体。毋庸置疑，这是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

重回大自然并收集纪念品的风潮，也传到了19世纪的美国。19世纪中期至末期，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没有安全感的“拓荒心态”逐渐变为都市居民的气质，也重新开始认识自然的价值。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导致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非功利的，亲近自然可以是一种纯粹的快乐——而观鸟也可以是简单的休闲娱乐活动。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代表人物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极大地推动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在他的名著《瓦尔登湖》中，这位超越时代的自然爱好者表明了自己对于收集鸟类标本和观察鸟类活动的态度：“通过猎杀一只鸟你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它……但是在它活着的时候，你可以更好地研究它的习性和外观。”

在英美两国人们刚开始养成和平友善的观鸟习惯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以休闲娱乐为特征的观鸟活动竟然成为了英国士兵的精神寄托。有许多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看见这些鸟儿，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也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退役后成为剑桥大学教授的查尔斯·雷文（Charles Raven）曾深情回忆过战场上的一个燕子窝：1917年4月，他所在的队伍在奥皮伍德前被击溃，800人中只有150人得以生还。随后，“奇迹发生了”——这些人发现了一对燕子在他们临时指挥部的入口，一个老旧的信号站那里筑巢。在刚刚经历了惨痛战败的青年眼中，这对燕子无疑是上帝的化身，“这对被祝福的鸟对于大伙儿混乱的神经和糟糕的脾气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都挚爱着这对鸟儿。”

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特殊的战争时期，鸟类都曾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如今，观鸟活动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与技术支持，但本质上仍是一项亲近自然、释放自我的休闲活动，毕竟，正如费舍尔所言，“对鸟类的观察可能是一种迷信，一种传统，一种艺术，一门科学，一种娱乐，一种爱好，或者也可能只是一件无聊的事。”无论如何，用望远镜观察这些美丽而自由的生灵，确实让我们离天空更近了一些。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