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些在北京发现的鸟种们

每一个生物分类的研究者大抵都梦想着发表新种，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人类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昆虫、鱼类等物种还可能有较多的新种出现，对于鸟类和哺乳动物而言，发现新种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了。这不禁让人们怀念起物种大发现的那个黄金时代。

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众多的西方博物学家，或是对博物学及其热衷的传教士、外交官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来到中国，短短的几十年间，发表了大量的新种。当一个物种首次被科学的描述时，用来发表定名的那个标本被称为“模式标本”，而模式标本的采集地，则被称为模式产地。福建的挂墩、四川的宝兴都是大名鼎鼎的模式标本产地。北京虽然不能和以上两地相提并论，但是由于传教士与外交官集中，又是从华北前往内蒙古和西北的必经之路，因此，博物学家的目光也没有忽视了北京这座古城。盘点下来，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共贡献了五个半鸟类新种。

在鸟类研究和物种发现上面，斯文侯（Swinhoe）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朋友”了。这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华时间长达19年，虽然长期居住在厦门、宁波等中国南方城市，但是对于北京鸟类发现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北京鸟类中最有特色的山鹛和山噪鹛均是他首次发现的。

1868年，斯文侯从广州出发北航，途径烟台、天津等地，前往北京和张家口进行旅行。这一路上收集了众多的动物标本，栖息于北京周边低海拔山区的山鹛和山噪鹛也没有逃过他的法眼。

山鹛与山噪鹛分别属于雀形目的莺鹛科和噪鹛科，山鹛全身布满纵纹，而山噪鹛则是一身纯褐色的打扮。它们虽然长相有所差异，但是生境习性却颇为类似，都生活在中低海拔的山区，都喜欢在灌丛中活动，也都喜爱结为小群，当它们三三两两分开觅食的时候，常常用叫声来相互联系。这两种鸟都是近似的中国特有种，只在朝鲜邻近中国的地区有很小的分布范围，因此，外国的观鸟人来到北京观鸟的时候，山鹛和山噪鹛在他们的目标鸟种上都是排在前列的。

事实上，北京周围的老百姓对这两种鸟并不陌生，在冬季，这两种鸟往往会到海拔更低的地方觅食越冬，而且没有了浓密的灌丛的掩护，也更容易被观察到。老百姓管山噪鹛叫“山画眉”、“黑老婆儿”、“大背串”，管山鹛叫“小背串”、“大尾巴狼”，既生动又形象。

不知道斯文侯和当地的猎人有没有过交流，听没听到“大尾巴狼”这样有趣的名字，但是他肯定是敏锐的感觉到了这是两个世界级的新种。就在当年，斯文侯将山鹛和山噪鹛发表在了顶尖的鸟类学杂志Ibis上，并给了它们两个正式的名字：Garrulax davidi（山噪鹛）和Rhopophilus pekinensis（山鹛）。从山鹛的种加词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标本采自北京。

山鹛和山噪鹛是北京山区的常见鸟种，不过斯文侯此行另一个采自北京的鸟种就没那么常见了。1870年，斯文侯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采自北京的标本，他建立了稻田苇莺的一个新的亚种A.a.concinens。A.a.concinens顶着稻田苇莺的帽子生活了一百多年，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亚种与生活在新疆的稻田苇莺有很大区别，于是将其独立为钝翅苇莺，学名也变更为Acrocephalus concinens。

钝翅苇莺虽然“名正言顺”了，但是记录却非常少见，在《北京鸟类志》中只提到了1962年5月28日在大有庄和8月9-24日在东郊神树庄有采集记录。自《北京鸟类志》出版以来的近30年间，观鸟者的数量呈爆炸性的增长，长焦镜头也逐渐成为了观鸟者的标配，但是钝翅苇莺却一直没有露面，直到2014年5月31日，丹麦观鸟者叶思波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记录到一只，这才算是和这种神秘的小鸟“再续前缘”。

在模式产地为北京的鸟种中，我们提到的前三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斯文侯发现并命名的，下面要提到的两种的命名人我们却不太熟悉。他们是棕眉柳莺的命名人Milne-Edwards（爱德华）和黑头?的命名人Verreaux。这两个人均没有到过中国，这两个物种均是在1865年发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们的另一个“老朋友”谭卫道了。

谭卫道（David）可能是在华生物收集史上最著名的外国人了，麋鹿、大熊猫、川金丝猴、珙桐等大名鼎鼎的物种均是他收集并介绍给西方人的。谭卫道是一位法国传教士，不过他对传教热情不高，对于博物学却是十分的热衷，在他来华之前，通过汉学家儒莲结识了巴黎大学理学院院长，动物学家爱德华等人，并接受了他们的委托，在中国收集生物标本。谭卫道到了中国之后，不辱使命，收集了大量高质量的标本送回法国，Milne-Edwards和Verreaux则是通过研究谭卫道的标本发表的这两个新种。

其中棕眉柳莺的标本采自北京以西及西北山地，黑头?的标本采自北京以北。在19世纪，北京的范围远比今天要小，我们对照谭卫道的行程与今天的物种分布记录，可以推测棕眉柳莺采自门头沟百花山，而黑头?则有可能来自昌平山区。在这两种鸟中，棕眉柳莺记录不多，不过这可能源于柳莺的识别较为困难，而黑头?的分布更为广泛，从山区到近山的平地，包括植物园和颐和园这样的公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这种扒在树干上，头朝下行走的萌萌哒小鸟，也成为了北京观鸟会的标志。

我们已经说到了五个来自于北京的鸟类新种，那么还有半个是什么，为什么又是半个呢？别急，它就要登场了——大沙锥Gallinago megala，同样来自于斯文侯的发现和命名。1860年鸦片战争期间，斯文侯随英军北上，在辽东湾和渤海湾一带采集和购买标本，在天津塘沽与北京间，斯文侯得到了大沙锥的标本，并与1861年在Ibis上发表。可能是由于随军的生活比较繁忙吧，他并没有记录采集的具体地点。在那个年代，通县和大兴还都不属于北京，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两地还有较多的湿地，存在着适合大沙锥生活的生境，我们只好猜测一下，也许是在这里采集的吧，姑且把它算成半个好了。

（大沙锥的图片不上了，为啥呢？在野外光看模样没法把大沙锥和针尾沙锥分开啊。）

除了上面的“五个半”鸟种之外，还有一批鸟的亚种是在北京采集发现的，它们是

勺鸡xanthospila亚种，模式产地在北京西北山地，由G.R.Gray在1864发表；

纵纹腹小鸮plumipes亚种，模式产地为河北南口附近（今昌平南口，其时属于河北），由斯文侯于1870发表；

普通楼燕pekinensi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斯文侯于1870发表；

星头啄木鸟scontillocep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斯文侯于1863年发表（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北京鸟类志、中国动物志等书均误写为1853年）；

云雀pekinensi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斯文侯于1863年发表；

松鸦pekinensi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Reichenow于1905发表；

红嘴蓝鹊brevivexilla亚种，模式产地：北京西山，由斯文侯于1873年发表；

红嘴山鸦brachypu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斯文侯于1871年发表；

煤山雀pekinensis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斯文侯于1870年发表；

沼泽山雀hellmayri亚种，模式产地：北京，由Bianchi 于1902年发表。

除此之外，领岩鹨erythropygia亚种采集于北京与张家口之间，我们姑且也把它算为半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