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一般而言，传统数理科学的发展往往与重大的理论突破或著名的学者密切相关。因此，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大多关注主流科学理论的发展，往往详细考察诸如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杰出人物及其论文成果。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布鲁尔(David Bloor)和拉图尔(Bruno Latour))等学者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家进行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得出了丰硕的成果。可是，在这些已有研究之外，还有一类科学被学者忽视，它们就博物类科学。这类科学的发展往往深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大量公众参与其中，使它们的发展具有不同于前文所述科学的特征。
鸟类学是博物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因而具有博物学的典型特质：只要认真观察，即使是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人，也可以推动该科学的发展。长久以来，许多鸟类爱好者从事观鸟、画鸟等活动，不仅为鸟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支持，其中一部分还成为了严肃的研究者，促进了鸟类学理论知识的发展。因此，鸟类研究不仅是鸟类学①的专业研究，更是鸟类爱好者的集体成果。如今，鸟类学依然是公众②参与最广泛的学科之一。许多学者也充分利用鸟类学的“爱好者科学”(amateur-science)特性，鼓励爱好者参与大尺度的鸟类数据收集和调查，从而完成科学家无法单独完成的任务。
①在鸟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前，鸟类研究包括所有对鸟类知识的考察。其中的一些内容以当下的学科视角来可能不那么科学。考虑到本文的主题，鸟类学家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在鸟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当时鸟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分类和命名，因而鸟类学家特指从事这两类研究的人。在鸟类学诞生之后，鸟类学家则指在这一学科体系中开展研究的人。
②本文中公众的概念是相对于鸟类学家而言。
大量的公众参与曾经一度使鸟类学的科学性和职业性受到质疑，也使鸟类学史长期游离在科学史学家的视线外。布比耶(Maurice Boubier)[1]、施特雷泽曼(Erwin Stresemann)[2]和迈尔(Ernst Mayr)[3]等鸟类学家率先讨论鸟类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鸟类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随着科学史的编史理论和方法发生深刻变化③，鸟类学史也逐渐得到该领域学者的重视。艾伦(Elsa Guerdrum Allen)、伯彻姆(Peter Bircham)、伯克黑德(T. Birkhead)和哈费尔(J. Haffer)等学者分别关注特定地区、时期或国家的鸟类学。法伯(Paul Farber)、巴罗(M. V. Barrow)[14]和尚西戈(Valérie Chansigaud)[15]等学者则考察了鸟类学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可是，当前的研究较少关注鸟类研究与公众的渊源以及历史上公众是如何促进鸟类研究的发展等问题。为此，本文将视线集中到20世纪以前，试图从鸟类学史和博物学文化的角度考察公众参与鸟类研究的历程，以及历史上公众对鸟类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③1980年，赫茜(Mary Hesse)提出了科学知识是相对于其本土文化而存在的42。稍后，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他的强纲领(SSK)，指出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合法的社会学研究对象[5]1-23。受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原本的科学内史、外史之争消解，科学史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与科学发展的相互关系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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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痕君
Post By：2024/7/18 19:46:3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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