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佛教只在中国，东南亚流行？

因为佛教的解脱方法论（止观冥想+僧团组织）在的社会实践中失败了，由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被佛教默许，佛教在印度败得尤其彻底。

佛教针对的社会矛盾，是众生平等的个体主观愿望和众生不平等的阶级社会现实的矛盾。然而，佛教对社会治理持有悲观态度，拒绝改造社会，而是选择用止观冥想，改造自身对不平等的精神体验。

在哲学上，佛教首先将这一社会矛盾，上升到人生的固有矛盾——苦——个体趋利避害的愿望无法永久实现（苦苦，坏苦），并在价值上否认它。

进一步，佛教将其上升到世界的固有矛盾，即运动本身——事物对自身的否定（行苦），也在价值上否认它。

总而言之，佛教从价值上否认异化（主体创造、分裂出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对立、支配主体），可是，能异化即是主体，因而佛教从价值上否认主体，如此一来，去追求涅槃寂静、获得主体被取消的体验也就不奇怪了。

佛教认为，消除这三个矛盾，唯一的方法就是止观冥想：通过精神训练改造大脑，让人获得对感官和精神活动的细微察觉能力和专注能力，从而把握感官、念头、情绪、想法的产生和相互作用的规律，并根据此规律，利用察觉和专注力，去阻断痛苦情绪的产生链条。

止观冥想在个体实践上是成功的，因为这种精神训练能有效的消除个体痛苦感受，从而能消除个人对 平等愿望和不平等现实的矛盾 的感受。但训练成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例如训练过程需要远离社会中纷繁复杂的诱惑和干扰，因而需要脱离生产和商品交换，脱产训练又需要供养者，且训练需要训练成功的人的指导。这些条件，使得佛教不得不选择远离社会、不事生产、不捉金钱、生活简朴、乞食为生的僧团模式。

由于佛教不参与社会改造，并采用乞食僧团模式，就需要，把社会划分出了僧侣和供养者（统治者和底层），这就必须默许种姓制度维持，这种社会结构与印度已有的社会结构别无二致，因而不足以吸引底层加入，发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去掌握武装，去建立独立的政权。

然而，佛教徒只有掌握政权，才能要想动员起足够的社会资源，要想动员起足够的社会资源，普及解脱技术，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成功。

佛教既然无法建立独立的政权，就只能走打入路线，即依附现有世俗政权，并对统治阶级进行灌输，把佛教尊为国教。而被吸呐进统治阶级的佛教徒，有了充足的税收供养，遍抛弃过去乞食时代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建起高级寺院，烧起香油蜡烛，衣着饮食日益讲究。

更进一步，寺院甚至拥有田产，剥削压迫寺院的佃农。届时的佛教徒已经彻底脱离群众，在经济、政治上走向群众的反面。

这种经济、政治上的变质，势必表现在佛教的宗教活动和教义上。世俗的统治阶级之所以选择接纳佛教，除了个别笃信佛法的统治者外，都是看中了佛教劝告民众相善和忍耐的教义，这将有助于维持统治。

而被接纳进统治阶级后，佛教徒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必然一边顺应麻痹被统治阶级的需要，复活过去被佛教批判的咒语和法事，并用以牟利；一边篡改教义，夸大解脱技术的难度，增加其实现的环节，从而将其束之高阁，仅为少数人所掌握，并向群众宣传咒语和法事的功效。

为了证明上面的说法，让我们分地域回顾一下佛教的历史吧：

在印度，原始佛教诞生后几百年，诞生了主张普渡众生（优先推广解脱技术、暂缓个人的解脱）的大乘佛教（显宗），这反映了被统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而非个体 反抗种姓制度的潜在愿望。

后来，又出现来维护种姓制度、许诺来生幸福的印度教，这是婆罗门教的2.0版，它吸收了大乘佛教的哲学成果，并在与大乘佛教徒的辩论中获胜，这是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扑。

之后，落魄的大乘佛教徒为了吸引信众 维持统治，采用了之前一直被他们批判的咒语和法事，形成了迷信仪式、维护统治、麻痹痛苦、许诺来生的密宗佛教。

最后，在维护政教一体统治、许诺天堂、政教合一、组织动员能力极强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入侵下，印度的佛教各派因组织动员能力不足，抵抗失败，集中在寺庙的僧团被一锅端掉，信众被迫改宗。

至此，佛教从印度彻底走向没落，信众稀少，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大乘佛教（显宗）传至汉地并一度兴盛，密宗佛教传至藏地并兴盛至今。

而在中国内地，大乘佛教（显宗）在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采取了打入统治阶级，成为国教的路线，建立起了寺院经济，和世俗士族的庄园经济竞争土地和劳动力，侵蚀国家税收。由于寺院地主阶级未能掌握国家机器，因而一旦失去帝王的青睐，就会被打压。新任帝王作为世俗地主阶级的代表，就会下令屠戮僧侣、烧毁寺院、掠夺土地和佃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的灭佛运动。

之后，佛教放弃了争夺政治权力，仅仅展开经济争斗，把信众瞄准了官僚地主阶级。禅宗通过修改教义，发展成世俗化、生活化的形态，用故事/话头去简化教义，吸引士大夫业余学习佛教，提供香火。但由于禅宗反对寺院经济，侵害了僧团利益，遭到起他宗派的反对。而后当士大夫在理学中找到价值感后，就抛弃了禅宗，这就断了禅宗的供养。

活到最后的是净土宗，它瞄准了劳动人民。净土宗大幅简化了教义，让文盲也能理解，同时最大限度简化了修行方法，只需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让得不到冥想指导的劳动人民也能修习。如此以来，净土宗获得了劳动人民的供养。

中国内地的佛教，先败给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再败给发展统治技术、缓和阶级矛盾的儒家，蜕化成麻痹劳动人民的形态，最终被推动阶级斗争 改变生产关系 追求社会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所扬弃。

而在西藏，密宗佛教一方面吸收了西藏本土信仰（苯教）的神祇和仪轨，增强接受度；一方面走打入统治阶级的路线，经过灭佛打击后复兴，成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建立起寺院经济，掌握武装。至此，藏传佛教成为了对被统治阶级的有效麻痹工具。

相反，在东南亚，由于没有种姓制度的阻碍，以及印度教和儒家的竞争，与原始佛教最为相似的南传佛教，得以兴盛。

在这里，通过依附世俗统治者，承担基层教育职能，佛教僧团得以组织广泛的冥想教育。特别是在傣族地区，由于村社土地公有私种的制度，寺院无法获得大量私有土地和失地农民，不得不依赖村社供养，长期处于被“以政统教”的地位（详见 傣族传统社会对南传佛教的规制），僧侣规模受到限制，僧侣无权介入世俗政治。在这种条件下，佛教的变质程度比其他流派要低很多，保持了原始佛教中的多数教义、修行方法和戒律。但由于生产力和冥想教学水平的限制，传统农业社会的抚养比不足以让所有人成功完成止观冥想（证道），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南传佛教寺院主要是起到学校的功能。

以上就是佛教各地流派的历史概述。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佛教变质的几种路径：从寺院经济中诞生剥削阶级，从政教合一中形成统治阶级，用咒语和法事去代冥想。

佛教发生这些变质，表面上看是和统治阶级媾和、向民间迷信屈服；

深层次看是没有提出让劳动人民掌握生产资料和政权的纲领，因此不得不打入统治阶级或向民间迷信屈服，来获得上层或底层的供养；

根本原因是佛教追求取消主体性的体验，让先驱失去变革社会的动力，因此无法提出那样的纲领。

出现对取消主体性的体验的追求，是因为那个时代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由于没有思考所需的素材，无法诞生科学社会主义去实现那样的纲领。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出现后，才有素材去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在公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精简管理和发展技术，缩短人均劳动时间，用节约出的时间以普及教育、全民皆兵，从而消灭精英政治，巩固全体劳动者的政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科学社会主义在佛教诞生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追求取消主体性的体验。

注：十九世纪末的生产力都够实现共产主义了，何况现在呢？不要等通用人工智能实现，就现在开始为共产主义奋斗吧。要知道，资本主义下，大量工种人力机器还便宜，可是却比机器更耗费时间，这样的技术反而减少利润，不会研发和普及。现在已有的自动化技术，大量被限制应用了，且看中国多少农田还在用小拖拉机和牛，多少小工厂还在用半人力半机械。然而，德国已经劳动者人均工作时长26小时每周了，这还只是一部分劳动被自动化的效果。生产关系改变后，公有制下，不去核算利润，而是核算劳动时间，只要节约时间的技术，都会普及。不要再等了，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不然，就算技术（主要是剥削、压迫、监视、洗脑的技术）更发达了，那也无非是在元宇宙里打工，来到黑客帝国/美丽新世界，接受比消费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更深的洗脑了。

佛法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

1. 去宗教化、去迷信化，借助现代的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技术，提升止观冥想教育水平，提升训练成功率，降低训练的不良反应

2 . 和成熟的现代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合作，利用止观冥想和大乘思想，培养有觉悟、舍生忘我、精神承受能力强 的无产阶级战士，加入追求社会平等的斗争中去。最终建成新社会，以便普及止观冥想的教育，消除人的异化。

然而，在 2 这里有个理论难题，如果把止观冥想全部完成，那个体就对异化没有创伤感了，因而失去参与阶级斗争的意愿。

解决方法，可能像大乘佛教那样发菩提心：先只做一部分的冥想训练，度尽众生自己再成佛，即实现共产主义，再完成全部的止观冥想训练。

不过，如果在某个社会普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期，全社会都完成了全部的止观冥想训练，那社会的生产力、意识形态也就停滞了，这和马克思主义 运动的哲学观点 又是矛盾的，这样的佛-马缝合最终也要失败。除非达到共产主义后，那时候的人们发的菩提心2.0，是要实现超越共产主义的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造，然后再完成全部的止观冥想训练，如此不断继续，到菩提心n.0，搞XX主义，然后继续。

如此一来，人永远不会得到消解主体性、感知不到异化的体验，而坚持主体性、改造世界、异化掉异化的运动也永不停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佛教一开始对涅槃寂静的追求相违背了。因此，马佛缝合终究都是要失败的，除非把佛教发展升级，转向坚持主体性、改造世界、不断地异化掉异化，而这其实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