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

华国锋和外宾碰杯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所谓“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三）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华国锋视察山东铝业集团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47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已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四）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在几乎同期，5月9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5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毛泽东逝世。1976年9月12日凌晨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在毛泽东遗体前(左至右)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书记：周礼，半离休；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31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举事的新军官兵们虽说已不把大清王朝的权威放在眼中了，但真要以他们自已领头开国，他们却又还深感底气不够。因此，他们便不惜以武力胁迫，强逼推举旧日的地方长官黎元洪来出任他们起义的新首领。结果，致使本来对清王朝与革命都是颤颤竞竞的黎元洪，后来竟由此而有机会在中国现代史上风光风光，还登上了一回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1967年5、6月间，湖南的造反派对华国锋所具有的态度，和华国锋本人的心态，竟然与56年前的那页历史外貌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

王洪文、江青、华国锋等在会议上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洲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五）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1976年，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辞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华国锋标准像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莶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六）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华国锋和铁托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于10月3日便被调京，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全面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1996年，本文作者张根生（左二）夫妇与华国锋夫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

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

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O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

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2001年，华国锋80岁留影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

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

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