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黄崖山谜案：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宗教叛乱”事件

布景：黄崖山灭顶之灾的前夜

黄崖位于肥城县城西北约二十英里处，三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大约十五英亩的隐蔽区域。隐蔽区大约有一英里高度，只能通过曲折的路径到达，为躲避叛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

由于捻军在山东南部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难民为黄崖山隐蔽的位置和张积中的教义所吸引，纷纷前往。积中表弟吴载勋此时刚被提拔为山东省会济南的知府，由于他的大力支持，积中也开始在官场上得到一批忠实的拥护者。

1862-1863年，由于捻军在山东的活动日益频繁，张积中开始在黄崖督众垒石为寨，为其日益扩大的村落提供更多的保护。他在山下开挖壕沟，设武备房，制造和存放武器。张回到黄崖六个月后，山寨经受住了它的第一次考验。当土匪进攻周边地区时，黄崖民众加固据点，又为难民准备米粥和汤水，使其安全躲避战乱。当然，张积中防御措施的成功，大大增加了黄崖在当地民众中的吸引力。不久，大约有八千户居民——其中有数百士绅和官宦——迁居到安全的黄崖山及其周边村落。可以推测，新来的成员中有不少是地方富户。他们携带着大量财富，意外地给曾经荒凉的黄崖山带来了富裕之名。

可惜我们几乎没有张积中那些富裕信众的资料。我们知道，起初大力支持张积中迁居黄崖的生员刘曜东，作为积中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在扩张村落的过程中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积中最喜爱的弟子是其表弟吴载勋，吴在1862年因处理当地刘德培起义时的表现而被撤职，之后他迁往黄崖。张积中还收了两个女弟子，其中一个是张积中在扬州时的老师周星垣的孙媳，早年守寡；另一个是积中的侄女。这两位女子都住在专门的房间里，任何拜访她们的人都要行九叩首之礼，拜见张积中时也要行同样的礼节。张依靠当地士绅家庭出身、排行第五和第六的朱氏兄弟负责防卫之事。由于朱氏兄弟的一位兄长是附近水里铺的团长、文生朱良峯，兄弟俩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军事援助，以保护黄崖居民。

然而，许多资料记载，黄崖似乎也依靠一些名声不佳的人员负责防务。为了确保众多富户的安全，很多人被雇佣为守卫。这些被雇佣的守卫，主要来自山东社会中的“流民”，显然也包括这一阶层中的大批盐枭。张积中欢迎这类新成员入教，强调即使低贱之人也可以成为他的重要弟子。为了保持泰州传统，他声称其法平等，弟子无强弱贵贱之分。然而事实证明，由于与山东下层社会中人发生联系，黄崖社区付出了昂贵代价。

在1866年血腥大屠杀发生前，还有几年的时间。其间，在张积中的领导下，聚集在黄崖的那些成千上万的难民是如何生活的呢？教育制度显然是非常严格的。新成员要住在校舍里，必须通过一种有关忠诚信仰方面的强化教学项目。尽管积中本人很少参与教学过程，但是他指派其信赖的弟子负责灌输其教义。在训练阶段后期，信徒们要求能够背诵张的许多语录。一旦入教，信徒们要露出右肩作为标志，没有允许不得下山。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严禁物欲和性欲。

为了提供持续的精神感召，积中时常在山顶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夜祭，该大厅叫做“圣人堂”。举行仪式时，积中的两个女弟子盛装挟剑而侍。仪式中要焚烧大量熏香和檀香，光照数里。积中本人身着古代衣冠，喃喃自语。虽然表面上是举行祭孔仪式，但奢华的祭祀形式在周围乡村引起不少谣言。由于只有真正虔诚的信徒才被允许参加，这一仪式被乡民称作“张圣人夜祭”。

祭祀事务仅限于重要信徒，而公开演讲则吸引了更多的人。张每个月都要出席由整个肥城和济南地区的学者参加的哲理讲座。他的演讲旨在阐明泰州学派传统的“诸教合一”思想，指出儒家和佛教理论的衔接，批评过于狭隘的思想路径。尽管张在其主张中坚定声明以儒家为基础，仍然有不少人对他产生怀疑。是否由于他的演讲不甚明晰，或是部分听众的误解、歪曲，抑或由于缺少真正新奇的内容，这一系列讲座引起了张实际上是在传布邪教的舆论。

还不清楚这些相当数量、从事各种活动的黄崖人口，是靠什么政治结构进行管理的。在教主和老师张积中的名义掌控下，山寨表面上按照某种神权政治的模式进行运作。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体系存在缺陷，至少还有一些制度化的尝试。在山巅和山脚都设有公局登记人口，处理内务。我们认为，他们的防务主要依靠团练和雇佣兵的联合。

黄崖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团体，设置了一整套特殊的教育、宗教、经济、医疗、政治和军事机制。但是，如果黄崖脱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它也是一个反政府的武装团体吗？那么对抗为什么发生？是什么让官军登上险峻的山腰，摧毁黄崖山寨，屠杀数以千计原本无辜的居民？

剧情复杂化：官府对黄崖的怀疑

1865年深秋，黄崖发生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首先引起了省府的关注。当时一个名叫王小花的男子被潍县官府逮捕。王收拾行装，准备携全家迁往大约一百三十英里外的黄崖。潍县知县发现此事相当异常，便逮捕了王。经审讯，王供称曾有人召其赴黄崖，拜张积中为师，计划加入聚集于黄崖山的信徒群体。

知县向省府报告此事，要求全面调查。对此，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出两名使者前往黄崖调查。两人见到张积中，深感积中言辞儒雅，有长者之风。他们特别注意到张积中一家世代忠良，积中至亲又多有功名和官职。张积中的教义看起来并无危害，其信徒也都安于农耕治学。此外，两位使者确信张未曾听说过远在潍县的王小花。总之，没有理由追究此事。至此，阎抚也乐于息事宁人。

然而，次年，另一件事又使黄崖引起了巡抚的注意。1866年10月，捻军严重威胁到山东，在距离黄崖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益都县发生一起叛乱阴谋。经审讯，被捕的策划起义的首领冀宗华供称尚有同伙五人在逃，均系黄崖张积中弟子。他还交代，张令其聚集人马，准备深秋起事，先取益都县城和济南，然后控制全省。经巡查，益都县报称捕获叛匪十一人，供称系黄崖信徒，同时供出占领益都和济南的计划。这些谋划起事的叛匪除一人外全部处死，幸存者被监禁，留待与张积中对质。

与此同时，还有几件关于黄崖的令人不安的报告送达省府。将军耆善一日路经黄崖，曾停留酒店进餐，饭毕，店家告知饭钱已由张积中付清，张还邀请他上山休息。将军非常怀疑，拒绝了邀请，并将此事告知阎抚。另一件报道是，一位山东候补道在济南完婚，新婚三天后，新郎告诉妻子自己即将远赴黄崖听张积中讲学，妻子非常烦恼，力劝丈夫，但丈夫仍然坚持说张积中约束甚严，不得不前往。妻子把这件奇怪之事告知父母，父母担心其新女婿系邪教中人。由于担心全家遭受牵连，其父——也是一位道台——遂将此事报告阎抚。

阎抚获悉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又一次派人前往黄崖调查，这次的调查者包括肥城和长清两县的知县，还有一位来自省府的守备。使者令张积中来省自白，并告知因其年迈，且系累世大家，政府无意杀之。这些使节及一大批随员到达黄崖时，遇到了张的表弟吴载勋。这位前济南知府正匆忙移家下山。吴告诉来访的官员，他表兄外出游五峰山未归。言谈间，忽然有人从黄崖山持书疾行授吴，吴色变，催促官员们离开。守备察觉事情不对，上马冲出，但有一侍从被山上下来的人杀死。肥城知县进入山寨，听闻炮声，立即驰回，一侍从也被杀死。

一则资料告诉我们，黄崖居民也许是因为将官员及其随从误认为贼匪，才开枪自卫。另一则资料表明，守备禀报巡抚时或许夸大其词，以掩盖其过失。但我们都不能确证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巡抚认为黄崖正在酝酿一场极其严重的阴谋。为了防止叛乱的发生，阎召来张积中的儿子、山东候补知县张绍陵，令其前赴黄崖劝父来省自白，限期五日，否则便要大举进剿。

尽管绍陵尽力劝说父亲，张积中仍然不为所动。看到父亲不为所动，孝顺的儿子绍陵也选择留在黄崖。阎抚没有从绍陵那里得到回复，转而求助于张积中的另一个亲戚、表弟吴载勋。现在该由吴尝试劝积中从其藏匿处下山了，但当吴到达黄崖山脚时，却被拒之门外。

当这些秘密劝说张积中投诚的尝试陷于不果的时候，其他更为公开的事情却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在黄崖山民为难政府使者的第二天，据记载，所有山区居民都开始迁往山寨。黄崖山巅立有大红旗，寨墙遍插旗帜。运送柴草、粮食、煤炭和蜡烛的人车络绎于道。又有盐枭运送武器入山，装载货物的船只沿黄河至水里铺。晚上则有数百戴红头巾的黄崖人抢掠附近村庄的骡马，混战中打死数名乡民和两名驿丁。

高潮：黄崖之战

当政府骑兵逼近距黄崖六英里朱氏兄弟团练总部所在的集镇水里铺时，一批人正在疯狂抢掠。数名匪徒被捕，其余的人撤至黄崖山安全地带。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山上之人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劫掠呢？可能是因为情况危急，黄崖山寨的主要防御体系放弃了朱氏兄弟的部队——他们或许宁愿和贼匪交战，也不愿与帝国作对。当然，没有记载证明朱氏兄弟的八百精锐参加了随后的战斗。据我们所知，朱氏兄弟也是唯一在大灾难中幸存的黄崖山重要居民。

无论水里铺团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知道当地其他地方军队都积极支持政府一方。一位名叫王宗淦的肥城居民以剿灭黄崖为明确目的，捐资训练乡勇。王曾经拒绝参加黄崖山寨的邀请，据记载，他家在政府进兵前的混乱时期被黄崖山民焚毁。然而，阎抚得知当地很多人忠于张积中，决定消灭周围所有的村庄。王宗淦前往巡抚处解释，声称自己没有屈服于张积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占领黄崖山寨的作战计划。巡抚似乎仍有疑虑，王又自拘亲属五十余人为质，其弟廪生宗范也加入队伍，率乡勇为前导，进军黄崖。肥城和泰安的地方军队也加入战斗。至此形成一支超过一万二千人的联合部队，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地方乡勇和团练。

在最初几天的战斗中，官军发现山岭崎岖，难以攀越。他们只能痛苦地在危险的小路上缓慢进军。尽管官军火炮夺去了积中弟子刘曜东及其十余名同伴的性命，但山寨防守者控制了战斗开场的主动权。官方奏报则说如何成功拆毁诸多低矮的路障，并夺获叛军火炮、旗帜、竹竿和鸟枪若干。

经过数日激战，官军提出暂时停战，以便让人们知道政策宽大、投降免死之情形。吴载勋又一次被召来与其表兄联络，这次他给张积中写信，要其投降。两天后，吴的信使带来了张婉拒投降的回复。

收到回信后，阎抚再次提出他的安抚条件，宣称山寨中人主动投降者免罪，限期两日投降，但仍然无一人肯冒险下山。相反，山民在寨墙上施放火炮，屡屡伤及官军。

阎抚恐双方玉石俱焚，再次提出临时停战。是日，积中之子绍陵出谒巡抚。阎抚要求限期一日，造作黄崖居民、官员名册。此外，巡抚又令吴载勋致信张积中，承诺如果张服从政府命令出降，可以饶命。在山寨外面，阎抚下令立大白旗一杆，上书“胁从罔治，投降免死”。是夜，张复信与吴，称：“人心洶洶，不能举步，需从缓造册。”

民间传言，张的信函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已派密派使者出山，寻求盐枭和捻军的帮助。的确，曹县知县的报告证实，有被捕的捻军间谍供认，他们正准备北援黄崖。

由于担心叛军从几个方向联合进攻，阎抚下令官军向黄崖发起全面进攻。最终这场惨烈之战使数千人被屠戮，不计其数的人跌落山崖身亡。在万余居民中，无一人投降，其中还有官员家庭二百余户。

张积中知道末日来临，召集亲属、弟子约二百人来到山顶圣人堂。可能已经习惯了有规律的祭祀礼节，人们按资历坐好，积中坐于上首。地上铺满火药，当有人报告说寨门已破时，火药立即被点燃，爆炸声闻数里。

有些黄崖信徒虽然被进攻的官军抓获，他们都坚称其唯一愿望就是追随老师而死。官方再大的压力也不可能让他们写下供词。阎抚这样向同治帝描述这些真正的信徒：“他们的眼神凝视，仿佛在念一些奇怪的咒语。”整个山寨遭到毁灭，仅有大约四百名妇孺幼儿幸存。巡抚说，即使是妇女，也“形色洒然”。

混乱结束后，阎抚亲自登山视察。他穿过铁门和石墙进入山寨，前往张积中与其最亲近的二百个弟子自焚的祭祀大堂。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声称，大厅中尽是楼梯、讲台，宏大奢华，其上覆以黄布。桌椅也违禁使用皇家颜色。废墟中搜得黄丝帷幔及台布百余张。还有其他违禁物品已毁于于火中，无法收回。在灰烬中发现张积中烧焦的头颅，悬杆示众。大厅之外，枪剑竹竿都被堆积起来。还发现铅块硝磺并武器清单。清单及张积中书籍副本均被送往军机处查验。

巡抚指示地方官照料幸存的四百妇孺，并抚恤遭受战乱的乡民。随后下令调查黄崖经营的商铺。结果发现，在官军出动前，这些商铺都已关门，店员逃离。在有些房间里还发现了“逆书”及“悖谬乖妄，离奇荒诞”的小册子。鉴于商铺是整个叛乱网络的一部分，阎抚下令查封。他还下令秘密调查山东各地原有匪巢（如白莲池），查明可能与黄崖事件有关的关系网络。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黄崖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尝试收尾

在黄崖周边地区，许多人继续坚持泰州信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义中的大部分哲学内容逐渐消失，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种道教宗派。根据1957年对黄崖地区居民的调查，那时，信奉者每年仍要登山举行宗教仪式。

这种传统的不断普及表明，有不少人回忆起政府对黄崖事件的处理时都表示不满。1906年，一位四川御史——据说是泰州信徒——上奏光绪皇帝重审此案。在与山东士绅和官员的谈话中，这位御史得知这些地方精英一致认为阎抚处事不当。他们说，黄崖设防是由于惧怕山东当时混乱的环境，巡抚对那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反应过激，贸然动用武力解决这个最初仅是自卫性质的团体。御史请求由现任山东巡抚杨士骧查明真相，为原本无罪的张积中平反。杨抚奉命调查此事，查明尽管黄崖可能有人心存反意，但积中本人却是一位忠诚文人。不过，杨士骧担心对其前任阎敬铭造成不良影响，将调查结果隐瞒，后来此事声息渐平。

如果问题太有争议致使清廷无法解决，一个世纪后的我们能给出一些定论吗？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正在捉弄人似的消失，许多记载都有明显的矛盾。然而，我们尝试着把种种谜团拼凑在一起，也很难创作出一幅叛贼张积中的画像。积中之兄死于太平军之手，他的表弟以镇压捻军闻名，他本人对太平军和捻军的态度是征伐和逃避。他使他的黄崖山寨有了五年的安宁，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数百官员受其教义和山寨提供的避难所的吸引，纷纷前往黄崖。这是一场典型的自卫运动，由富户名流鼓动和组织，潜在的动机是保护生命财产。面对一个分裂无能的政府，他们奉献自己的力量，想要在一个无法提供物质和精神安全的大社会里建立起一个新的可替代体系。造访黄崖的人们——从好奇的士绅到官方代表——都对山区避难所背后纯粹的防御动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政府对黄崖的指控似乎相当牵强。形迹可疑之人声称与张积中相通的事实很难作为领导者本身具有反叛意图的确凿证据。再者，就张积中本人来说，最能表明其造反的罪证——那些据称散落于圣人堂的黄布——也是值得怀疑的。根据几种资料，大屠杀后，阎抚因为缺乏能够证实黄崖居民谋反的有力证据而心烦意乱。他命令部下寻找屠杀合理的证据，限期三日，否则将被处死。据说，将军们请来七个裁缝制造罪证。为了隐瞒事实，这七人事后全被杀死。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大爆炸中找到完整无缺的丝绸。

尽管证据不充分，为什么阎抚仍然认为有必要下令进军呢？政府举措失当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黄崖事件为清朝的没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情报不足、信息不实以及决定草率。作为一个独立王国，黄崖在国家安全体系控制之外能够持续如此之久，本身就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强有力证据。巡抚对这个拥有八千户居民，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在内的团体知之甚少，无所作为，更是难辞其咎。

然而不能单纯指责官僚体系的窳劣。因为在故事的表象之下，关于阎抚的行为似乎有一个更阴险的解释框架。1866年秋，山东的官员们很难有上佳政绩向北京朝廷报告。抗税和叛乱在山东四处蔓延，官员仕途极为不顺。阎抚本人在1866年春因山东的动乱局势而降职，随时有可能丧失前程。我们认为黄崖之战可能是他重获声望的一种有利可图而且风险相对较低的手段，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吧？实际上，事情的结局——尽管阎提出辞职——是他此前地位的恢复。后来，这位巡抚逐渐升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署理兵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的显赫地位。巡抚亲自督战，对这场所谓的邪教叛乱加以镇压，无疑对延续阎敬铭未来的政治生命有一定的帮助。

围绕黄崖，有足够充分的不当行为使其因邪教指控而引人注目。首先，该团体信奉“诸教合一”的哲学、重视治病术可以狭义地解释为对正统教义的挑战。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王艮和林兆恩，实际贬低死板的程朱理学，暗示着罔顾清朝正统，甚至也许暗示着对恢复明王朝的同情。

更潜在的罪证是这场运动的社会构成。如果张积中的两名女性弟子的地位具有普遍性，那么女性就被赋予了尊重和平等之义。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该团体暴露在“男女混杂”的罪名指控之下。盐枭之加入山寨，引发了更多的麻烦。看起来像是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黄崖，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利益的联合。与中国的许多自卫性组织——看更、护院、青苗会、乡团之类——一样，黄崖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乡村社会下层。尽管领导者可能是有产者，抱持一种防御性理念，普通的新加入者却往往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姿态和状况。

思想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吸引了士绅和盐枭，同样也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尽管不可能重构盐枭和士绅之间关系——将两者捆绑在一起、拼死反抗强大的敌人的关系——的确切特征，但是，面对官军入侵，亡命之徒和乡村精英的融合确实形成了一种爆发性的合作关系。

可以肯定，阎抚有他仓促行事的理由。捻军迫近，异端教派的叛乱在全省到处蔓延。黄崖离省城不足三十英里，所有报道都称黄崖的领导者有能力、有才智。但是，以后见之明的优势来看，十分明确的是，阎抚草率而无知的决定导致了并不必要的、万余人死亡的大屠杀。这是政府高压手段的一个典型事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政府高压急剧增加了中国乡村精英阶层对政府权威的疏远，并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土匪势力结合，形成武装反抗。

半个世纪后，不成熟的民国政府和晚清统治者相比，也无法更好地对乡村地区施加控制，种种掺杂宗教启示的自卫团体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华北。1920年代的红枪会——曾声称拥有成员三百万——虽然最初是因地方名流为抵抗盗匪而发起的，同样也吸引了众多为生存而斗争的亡命之徒加入其中。就像黄崖的先辈们那样，随着他们对低效无能的中国政府及其文化基础幻想的破灭，红枪会采取了一种结合儒学和宗教的特殊方式。同样，也像聚集于黄崖的士绅们一样，红枪会最初并未反叛，只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干涉，他们才奋起抵抗。

在1860年代，大批乡村精英沉溺于某种奇特的宗教教义、与不法之徒结合、抵抗政府镇压的情形十分罕见——这就是黄崖之谜。大约五十年后，尽管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样的事情却是屡见不鲜——这就是黄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