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 精准施策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打好三大攻坚战倒数第二年。
同时,2019年也是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的一年,既有大国博弈、贸易摩擦等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也有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双重挤压下,贯彻十九大精神、扩大改革开放、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方向不会变,2018年奠定的新时代下CSR新格局这一大势不会变,但在局部领域和议题方面会呈现许多“小趋势”。
外部冲击和内部挤压将倒逼中国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远见的企业仍将着眼于大势,从一系列改革中看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机会,以及以5G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大规模商用带来的商业新生态及其创造的新机会。
要把这些机会转化为责任竞争力,转化为胜势,需要企业以创新思维精准施策、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和参与经济和社会变革。
趋势一:大国博弈,贸易摩擦下的CSR应对策略
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企业既要放眼全球,更要立足当下。从CSR角度看,企业首先要加强合规管理,识别、评估和预防、管理合规风险;其次要加强供应链CSR管理,延伸责任管理边界;第三要强化全球企业公民意识,既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也要关注社区发展等地方议题;第四要提升透明度,以SDGs这一全球通用语言加强与各界沟通。
从2018年中兴被制裁、华为被打压等典型案例来看,企业应尽快适应全球化与贸易保护并行的商业生态,进一步加强公司运营在法律法规、国际条约、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商业惯例、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合规管理。建议CSR部门与风控等部门密切协同,迅速识别、评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风险,提出管理和预防的解决方案;开展专题培训,提升全员合规风险意识和能力,尤其是提升全员对遵守公约、协议、指南等软法重要性的认识;建章立制,积极参与建立和完善公司在合规管理方面的企业文化、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事项,为ESG风险管理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球通用的实践框架和话语体系。中国企业应在(a)思维上,尽快拓展和提升传统的商业理念,用SDGs对标企业发展核心议题,优化和升级现有的CSR体系;(b)实践上,对标并落实核心指标,设计企业CSR项目,并对绩效做出评估;(c)沟通上,全面采用SDGs框架进行信息披露,提升透明度,做好利益相关方沟通。
社区发展是企业运营全球一体化与多元本土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着力点和承载点,关注长期投资价值的企业普遍将社区发展作为其本土化运营的关键议题,从而加大其与运营所在地社区的沟通和参与力度,在合规管理获取行政许可之外获取更多的社会许可,推动企业可持续运营。(a)主动、全面将社区发展、社区沟通、社区影响纳入公司决策和运营管理流程。(b)通过经验分享、技术交流、知识普及、资源共享等与公司所在社区的协会、媒体、研究机构、NGO、同行等共同推进社区发展;(c)大力开展社区志愿者活动,发展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健全社区志愿者活动工作体系和服务机制。
趋势二:双线履责,对外投资与对外援助并行
2018年,我国成立国际发展合作署;同年,我国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这意味着中国统筹投资与援助的双线履责机制逐渐成形。在这一机制下,中国海外CSR实践将更好发挥协同优势,呈现平台化、体系化、品牌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各类协会、商会、园区等组织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社区沟通将成为越来越多中资企业海外履责的着力点,社区沟通经理岗的价值将初步显现。
刚刚成立的国际发展合作署2018年11月底发布《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和主管部门职责,对外援助政策的规划内容和主要负责机构,三种援助资金类型及各类型资金的使用用途和管理规定,各级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对外援助的监督和评估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等。相比商务部2014年发布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新办法明确了对外援助的部际协调机制、统一对外援助管理制度,明确推动对外援助改革,尤其对援外资金管理做了单项规定。预期,未来对外援助的政策、预算及资金管理、项目管理、监督和评估将越来越透明、规范。从援助资金类型及使用来看,企业可从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项目中寻求合作机会,而NGO等机构则可尝试与无偿援助资金项目一起“走出去”。
中国政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支持成立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基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和政商生态,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海外CSR将纳入政府引导下的全局性“一盘棋”,与政府脱钩但带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企业商会和经济园区等平台性组织将日益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走出去”的企业、NGO和媒体等实现海外履责资源、机制、实践和传播等的“合纵连横”,并在CSR规则制定、标准落地、人才培养、知识共享、项目联动、风险控制、议题聚焦、绩效评测、品牌传播等各个方面内引外联,通过集约化和专业化履责将中国海外CSR带入新阶段。
企业海外投资的全球化进程,需要具体项目的本土化方得以实现,因此离不开社区沟通和社区发展。从发改委等七部委在2018年底推出的《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来看,很多基于“软法”的合规管理工作也都属于社区沟通工作的范畴。因此在2019年,以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为特色的社区沟通将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履责的着力点,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将设置社区沟通经理或相关的专兼职岗位或部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社区沟通手册》等社区沟通工具将以其中国特色发挥更大作用。更多企业和商会、行业协会尝试在海外发布CSR国别报告。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已是市场共识。对企业CSR经理人来说,这时候要平衡好CSR的短期与长期效益。一是要更多聚焦有短期成效的CSR项目,避免用力太分散;二是要更好运用战略CSR思维,发挥企业核心优势做CSR;三是要更密切地与核心业务部门互动,确保CSR产生明确可见的共享价值。此外,劳动密集型行业将会受到经济下行及社保收紧的双重挤压,CSR经理人也要注意防范由此推高的CSR风险。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企业自然会选择缩减开支,其中也包括CSR相关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聚焦在最重要的、数量有限的CSR项目上,避免做太多、太散、成效不显著的项目。与之相应,CSR经理人也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核心利益相关方、核心议题的优先次序,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不论是利益相关方还是核心议题的相对重要性都可能会发生位移。这样的梳理可以帮助CSR经理人更好地聚焦。
毫无疑问,CSR事关企业长期发展。但在企业经营压力巨大的时候,特别是一些企业已经喊出“活下去”的时候,CSR经理人也要在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之间寻找平衡,设计和实施CSR项目的时候能寻求明确可见的共享价值。这一方面要求CSR经理人与核心业务部门更多沟通和互动,了解核心业务部门的诉求,思考CSR项目如何可以对这些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另一方面要求CSR经理人在对内汇报项目的时候能解释清楚CSR项目创造价值的逻辑与路径,最好还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进行评估和测量。以公益营销为例,公益营销的作用从直接到间接可以分为促进销售、拓宽渠道、增加粘性、提升品牌四类,经济下行之下,就要多考虑促进销售和拓宽渠道的思路了。
2019年,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会受到经济下行和社保收紧的双重挤压。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引发的企业裁员情况增多,一些裁员行为容易引发纠纷;另一方面,五险一金的征收将从社保部门移交到税务部门,虽然政府说将缓行,但压力也并未完全解除,一旦政策收紧,企业劳工合规风险会暴露。这也将会是2019年企业CSR工作应当关注的重要风险点。
趋势四:脱贫冲刺,攻克深度贫困与返贫
2019年是中央提出的精准脱贫攻坚战倒数第二年,脱贫攻坚到了冲刺阶段。在这一阶段,工作重点是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并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CSR经理人应研究政策重点,并发挥好企业自身资源和专业优势,打造有示范意义的精品项目。一些与“三农”密切相关的企业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开始设计中长期的农村CSR策略。
2019年是精准脱贫攻坚战倒数第二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年。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企业精准扶贫工作在2019年除继续推进原有的产业扶贫等项目外,可重点将资金、项目、资源等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约3000万特殊贫困人口倾斜,结合企业实际,有针对性的开展或参与政府主导的易地搬迁扶贫、劳务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生态扶贫。
过去两年,阿里巴巴、平安集团、恒大、万达等知名企业都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到扶贫领域。这些资金有别于捐赠,往往具有一定的产业开发属性,即与出资企业的专业优势结合,扶持当地相关产业发展。这样的做法通常能够取得更好的双赢,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促进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预计这一趋势仍会延续,特别是在资金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群体。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精准扶贫工作做了有效衔接,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防止返贫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区域性整体脱贫已成定局的前提下,2019年是从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变的一年。除了延续和优化、升级原有的产业扶贫等措施、项目,企业可在与“三农”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新产业培育及传统产业转型各级、农村创新、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有针对性的进行开发性战略布局,应对2020后减贫时代,从社会治理挑战中寻找商业机遇。
趋势五:环境监管,精准施策与协同推进
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样也是倒数第二年。2019年的环境监管的主基调将是在持续高压态势下的精准施策与协同推进。一方面污染防治,特别是蓝天、碧水和净土三大保卫战,对污染企业的压力还很大,公益诉讼案件也可能增加。另一方面,环境部也强调要统筹兼顾,避免简单粗暴,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因此,有污染排放的企业在2019年也不能有丝毫放松,除自身做好以外,还要加强供应链的绿色管理。
2019年,对企业的环境监管仍呈高压态势。一方面,政府打好蓝天、碧水、净地三大保卫战的工作已经常态化,开始建立和健全史上最严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同时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例行督查和专项督查开始实施。另一方面来自公民社会的监督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越来越多,涉及空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固体废弃物等多个领域。所以,企业环境管理合规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等核心指标达标,仍是2019年的主旋律。
2019年,职能划转后的生态环境部将把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统筹执行。同时,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环境部表示将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企业可主动寻求与环境监管部门沟通和开展合作,提升自身在环境领域的责任竞争力。
全生命周期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
2018年发布的《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通知》,将打造绿色供应链列为重点任务,并开始研究制定重点产业企业绿色供应链构建指南,建立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等制度,依法依规公开供应链全环节的环境违法信息。从环境风险管理的角度,企业除了制定供应商绿色管理评估体系和方法,在设计、采购、包装、生产、运输、使用等不同环节对供应商绿色管理的资源、能力进行评估、甄别外,还要强化供应商跟企业在文化和理念上对环境保护的认同,通过资源、技术等分享培养供应商绿色竞争力,推动供应商与企业共进退,确保供应链绿色安全。
2018年9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据悉,沪深交易所正在制定上市公司ESG报告指引,预计2019年内能正式颁布,对上市公司披露环境等信息予以强制要求。受此影响,未来两年一些公司的CSR信息披露会从CSR报告升级为ESG报告。CSR经理人要抓住这个机会,提升CSR在公司内部的价值认同;同时,为应对更量化的披露要求,CSR经理人也有必要开始推动CSR的量化管理。
与2002年版《准则》相比,新《准则》在总则中新增了“五大发展理念”,在第八章“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中新增了“绿色发展理念”、“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提法,尤其在第九章“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新增了第95条“上市公司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要求,披露环境信息以及履行扶贫等社会责任相关情况”。如果结合第96条关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要求,恰好构成了ESG信息披露框架。
A股推出ESG报告指引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去年5月,证监会传达学习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提出“要研究建立上市公司ESG报告制度”,新版《准则》已经为ESG信息披露构建好框架。上交所于去年底新发布8个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也强化了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另外,去年底由上交所牵头编制的“可持续交易所五项原则”亦建议交易所发布ESG信息披露指南。可见,ESG信息披露脚步声越来越近,A股ESG报告指引令人期待。
ESG报告中很多指标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特别是劳工、社区关系、供应链环境管理等,是CSR经理人的日常工作内容。所以,当CSR信息披露升级为ESG报告,再加上MSCI要对纳入其指数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ESG绩效评测,资本市场重视上市公司的ESG绩效,直接说明了CSR工作对公司价值(股票价格)的影响,对CSR经理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CSR经理人应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向企业说明、展现CSR的价值,提升在企业中的话语权。具体CSR经理人可通过加强学习、熟悉政策、搜集案例、内部沟通、自我评估、外部沟通六步来达成。
在ESG报告指引呼之欲出的预期之下,CSR经理人应未雨绸缪,先行对标相关指引,识别并制定适合公司的CSR指标体系,并以此体系收集、处理、评估和发布相关数据信息;还可以使用相关工具,对企业CSR项目进行量化评估,以利披露和传播CSR绩效;再进一步,利用好公司现有管理平台,或利用现代互联网新技术,创新公司ESG数据收集和处理体系,推动公司提升管理水平。
趋势七:整章建制,企业基金会成慈善新军
近年,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明星民企注册企业基金会,成为慈善领域的新生力量。虽然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或会提高注册门槛,但整体趋势不变。企业设立基金会,原因一是品牌影响力,彰显对社会的长期承诺;二是规范运营,把公益做得更专业。但很多企业基金会在设立之初仍存在目标不清、定位不明的问题,特别是不懂得如何处理好企业创办人、企业CSR和企业基金会几者关系。这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企业基金会可以彰显企业对社会的长期承诺,对企业品牌产生正向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考虑设立企业基金会。其中,民企占比最多,其次是国企和外企。一部分民企是因为创办人的家国情怀或个人偏好设立基金会。从实际操作来看,全国性的企业基金会已经很难注册了,所以近几年成立的都是地方性(省市一级)的企业基金会,一般要求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2016年,民政部发布《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注册门槛调整为县级200万,市级400万,省级800万,全国性8000万。如果未来修订条例生效,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注册门槛,但整体上升的趋势不会有太大变化。
企业基金会是独立于企业存在的法人机构,接受民政部门的管理,应设立独立治理架构、运营团队,还应有妥当的资金来源。所以,设立基金会对企业来说,不仅是口头承诺,还要整章建制,通过各项制度安排予以保障,长期下来形成企业与企业基金会的良性互动。国内企业基金会还在探索过程中。
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实力或意愿发起企业基金会,有些企业可以选择不同路径开展企业公益活动。但整体上看,企业公益品牌化与战略化是近几年不变的趋势。品牌化要求企业公益项目有独特的定位、名称、标识,并且能够连续多年举办;战略化则要求企业公益项目结合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创造更大的共享价值。
互联网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催生了新公益,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2019年,这一趋势仍将持续。公益创新方面,几大互联网巨头已展开角逐,互联网CSR经理人应继续创新探索,非互联网的CSR经理人则可选择适合的平台来唱戏。大数据、区块链、AI、5G等新技术也创造了更多公益创新的可能。平台责任方面,公众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越来越重视,欧盟的GDPR也会对中资企业产生影响。
不管是“互联网+”公益,还是互联网企业的公益,互联网公益目前亟须通过创新来开发新的“蓝海”。AI、VR、区块链、5G等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新技术,将在公益平台、公益传播、公益筹款等各方面对公益模式带来创新。如区块链技术应用对打击儿童贩卖、提升公益筹款透明化、提升公益公信力的推动,大数据与个性化筹款的结合等。另外,如果互联网企业向公益行业提供技术开源支持,新的平台将为公益和商业同时创造共享价值。
2019年,5G网络和技术已基本被认定为商用元年,这一肩负未来10年移动通信发展使命的新技术的普及,其实时能力和全空间连接能力将进一步最大化大数据、区块链、AI、VR、云计算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的巨大影响。尤其5G传输的高速度、大流量将利好高清视频,继文字、图像和语音之后,高清视频将成为主流传播和沟通方式,将推动智慧安防、智慧城市、视频会议、高清短视频传播等产生质的飞跃,对传统的CSR生态带来巨大冲击,如越来越多的视频化将成为2019年CSR传播、CSR信息披露的主流方式。
互联网平台的圈层、虚拟和复杂性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治理的难度和重要性。首先,公众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越来越重视;同时,政府监管也在加强,如欧盟已经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国也于2018年5月开始实施《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这一国家标准,且《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纳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对这类企业来说,首先,平台型企业要承担起治理的主体责任;其次,要厘清责任范畴,将法治、自治和社会组织治理区别对待;第三,以政府制度治理为基础,大力加强技术治理等手段,强化平台的组织治理,建立起内部合规、平台监管、外部协同的全方位治理体系。
趋势九:绿色生活,可持续理念的大众化
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关键组成。越来越多的市场调查表明,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有了很大提升,这些意识将会逐步转化为购买行为。包括塑料回收在内的垃圾分类将会成为2019年的热点,上海等大城市会大力推动垃圾分类。此外,可持续理念的大众化、娱乐化也是新趋势,我们将看到更多影视、娱乐、体育、社交活动与绿色主题结合,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得益于政府对生产、物流、消费品的绿色监管,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消费理念的引导,对绿色消费市场的培育,绿色生活和消费已成为大众消费理念,成为消费升级的一个标志。《2018伊利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对公众可持续消费的认知、态度、行为调研发现,消费者的可持续生活习惯正逐步形成,表现在对环保衣物、节能节水家电、公共交通的偏爱及对一次性餐具的拒绝。
上海市2018年发布《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及配套实施方案,提出2020年将建成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在居住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广州也印发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及实施意见,到2020年底,广州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力争达40%以上,同时广州将探索建立快递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减少包装性废物。预计还会有更多大城市跟进这一趋势。
2019年,随着移动互联网5G商用及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责任普及和传播活动如CSR520等将日益娱乐化,社会责任理念将通过视频以大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得到推广,这同时也体现了文体娱乐业在社会责任领域的专业追求。主要表现在更多的影视等文娱作品开始承载社会责任、反映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等国家标准将在北京冬奥会12个方面、155项可持续任务中得到贯彻、落实和推广。
趋势十:基金试水,ESG投资产品逐步涌现
在多方持续推动下,2019年将会有更多基金公司引入ESG策略,更积极的基金公司会推出ESG主题投资产品,MSCI等指数公司也将发布更多ESG主题指数。这将改变中国责任投资、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格局,个人投资者开始有了更多直接参与责任投资与绿色金融的通道,个人价值取向开始对资本市场产生影响。同时,ESG投资产品的增加也将促进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与整个ESG投资生态的完善。
2018年,多家国内基金公司宣布加入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并纷纷表示要推动相关的ESG投资产品。我们预计,2019年会有多家基金公司推出ESG主题基金。除此以外,随着中证指数、MSCI发布ESG主题指数,也会有基金公司发行跟踪指数的ETF投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会直接面向个人投资者进行营销,所以,可以预见2019年,资本市场关于ESG的讨论热度更高,并且逐渐从专业圈内讨论,延伸到更大众化的传播。
自2016年G20在杭州召开以来,中国一直在驱动着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的进程。2018年,中国主持了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工作,并与英国共同推动TCFD试点,又与法国共同推动多家央行的绿色金融网络。我们预计,2019年这一态势仍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绿色金融发展。中国会在几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绿色债券标准的国际融合、TCFD试点进一步落地、央行绿色金融激励政策工具、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
2018年底,民政部颁布《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慈善组织不得进行违背本组织宗旨、可能损害信誉的投资。我们认为,这就是要求慈善组织投资活动要考虑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即符合责任投资理念。从欧美实践看,慈善资金是责任投资市场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预计,《暂行办法》的出台会引导慈善组织采纳责任投资理念,对中国责任投资的发展是长期利好因素。如果国内慈善组织资产(约2000亿人民币)有一定比例能投向责任投资领域,将会显著扩大中国责任投资市场的规模。但考虑到慈善组织的投资行为普遍保守,因此慈善组织投资2019年并不会井喷,预计要经过几年时间才会看到明显增长。
下述专家(按姓名拼音首字母顺序)在我们编制本十大趋势报告期间,给出了建议和反馈,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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