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片头上有“明湖居”三个大字,煮三江的铜壶就在湖畔泉边古柳树下,而嵌了铜锔子的粗瓷茶碗儿,可能就进了穷街陋巷了。否则,怎么能叫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呢?
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茶便好,不好也好。
过去,济南有一条小街,就以茶命名,叫“茶巷”。旧茶巷,紧邻全省秀才们考举子的“贡院”,不仅是明清两代的应考秀才们品茶聊天、互通声息之地,也是当时全省有名的茶叶批发市场。而各种遍布大街小巷的茶馆,档次有别,叫法也不尽相同。济南人把一等的,称为“茶园”;次之,叫“茶社”;再次一等的,叫“茶棚”;而将最次也最普及的,呼作“茶馆”。
济南的这种叫法很有意思。老济南人所谓的“茶馆”,其实是“茶水炉”———专指一些以卖开水为业的小茶炉而言。这与当年市民俭朴的生活习惯有关:一般家庭除做一日三餐时才举火烧灶,绝少有单为烧开水而费煤费柴的。小茶炉遍布大街小巷,大都一爿小门面,屋内盘个大炉灶,火眼上各坐着一把洋铁壶,老板的半大小子就坐在灶头,呼哒呼哒地拉风箱。
有茶有座,露天搭建,较为简陋的茶馆,济南人呼作“茶棚”。
茶棚,多居泉边河畔,树间空地,陋巷街口。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拉车挑担的朋友往往在此歇脚,喝碗茶、吸袋烟;再不然,掏出窝窝头、咸菜,喝着茶吃顿午饭……胡喷海咧一气,岂不快哉!
书茶馆文化:如果说豪放的“武二爷儿”后来居上,婉约的“梨花姑娘”早就是绝代佳人
供客人喝茶、聊天或下棋等,真正意义上的茶馆,济南人叫“茶社”。
早先,大明湖畔有一家下棋人常去的茶馆,就叫“曲水亭茶社”。济南百余年间棋坛高手的博弈故事,多数是在这“曲水亭茶社”里上演的。
而济南的老茶馆,最可担当“曲山艺海”之称者,就要说是“茶园”了。《老残游记》里黑妞白妞唱梨花大鼓的那家晚清茶园“明湖居”,就不必说了。民国之后,有名的茶园多集中于繁华的商埠区,如新市场的“广瑜茶园”,号称济南书场“三大将”之一、绰号“杨大辫子”的杨凤山便是在此一炮走红。
他是利津人,乃“说武老二”的开山祖傅汉章之第三代嫡传弟子。“说武老二”的原领地是鲁西南大平原,为逗乐子拴住人,不仅斜披衣衫光一只膀子,大小竹板敲得震天响,还有一些“妇女儿童不宜”。但自从杨凤山把这原来只能撂地的“土坷垃”堂而皇之地登进了“堂子”,便淘尽“荤口”俊清口,由进书茶馆演唱而上电台录音广播,山东快书很快蜚声全国。
如果说豪放的“武二爷儿”后来居上,婉约的“梨花姑娘”早就是绝代佳人。
梨花大鼓是北方大鼓中最早的曲种。当年坐镇大明湖鹊华居和趵突泉望鹤亭茶社的艺苑“班头”,正是梨花大鼓“四大玉”之首的谢大玉。
谢大玉,山东武城人,自幼习鼓书,其父就是《老残游记》里明湖居白妞的琴师、绰号“三弦圣手谢老化”的谢其荣。谢大玉上得场来,未曾开口,仅一段三弦和鼓点儿,就能博得个迎头彩。而一曲拿手的《大西厢》,更是唱得珠跳玉盘、银瓶乍裂,夺人魂魄。
“南来的角儿,北来的腕儿,都要到晨光露露面儿”
上世纪40年代后,曲山艺海的济南又于斜刺里杀出一彪强悍人马,这就是异军突起的“晨光茶社”相声大会。
晨光茶社开业于1943年,由“会翻跟斗”的相声大师孙少林与恩师李寿增在商埠大观园里联手创办。当时相声界有“北启南晨”之说,北启是指北京的启明茶社,南晨便是这济南的晨光茶社,你也就晓得那名声如何了。
晨光茶社在开业之初,两侧是长条板凳,中间摆着连椅,椅子后面有放茶杯的托板。每到节目更换间隙,伙计就会趁机给茶客加水。当时,晨光相声艺人演出采用“顶针”:前一位下台,后一位上台,依次下推,从早9点说到晚9点。观众进门的时候,要领一张纸条,上面盖有年月日几点几分进入,等您老听腻了,从出口看表计时,该多少钱您交多少钱吧。
晨光茶社的相声从抗战时期一直说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最盛时,听众需排长队购票入场。“南来的角儿,北来的腕儿,都要到晨光露露面儿”,当时的老一辈相声名家,如马三立、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白全福等等,几乎无一人没在晨光茶社登台献过艺,其对中国相声界的影响亦可谓深远矣。
文|杨曙明
泡茶需要好水,好水莫过于甘甜的泉水。
济南乃泉城,泉水丰盈,泉城人因之喜好喝茶。
昔日济南有很多茶馆、茶庄,如果单就茶庄而言,较为知名的就有茂源茶庄、鸿祥茶庄、植灵茶庄、谦祥茶庄、泉祥茶庄、春和祥茶庄等。
在这些知名茶庄中,要说名气最大的,当数泉祥茶庄。
《1927·济南快览》载:
茶叶店分两类:
其一为茶庄,股东多为皖人,盖每年夏历三四月时,由六安入山收货,六七月运济归庄,八、九、十月则各县纷纷运以散售。
其种类至多,大都外用篦篓,内衬芦叶,是等装置过于简陋,故气泄而味变矣。
然是等庄号,营业至大,每年营业多以百余万计,如同春懋等是也。
其次则为零沽之茶叶店,多为章丘之富贾。
虽系零售,究属专业,估斤计两,日夜不息,其收入亦大可观矣。
泉祥茶庄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投资人是大名鼎鼎的孟洛川。
说起孟洛川创办“泉祥”,还有个事出有因的小故事。
同治年间,院东大街(今泉城路,下同)路北有家茂源茶庄,因其独家熏窨香片茶,因而需求茉莉花,可是在收购茉莉花时,却时常故意压秤贬价。
章丘旧军孟家有茉莉花园,对“茂源”的行为很是义愤,故而决计自家开办茶庄。
光绪二年(1876),孟家容恕堂的孟德川出资在院东大街路南开办了春和祥茶庄,与“茂源”唱起了对台戏。
由于经营有方,“春和祥”的买卖很兴旺,不仅逼得“茂源”关门歇业,而且还被孟洛川所看好,于是他便出资创办了“泉祥”。
初创时的“泉祥”店址也在院东大街,后来迁至西关的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再后来他们又在经二路纬三路开设了泉祥西号,院东大街的“泉祥”自然就成为泉祥东号。
旧时的济南并无专门营销茶叶的茶庄,经营茶叶的多是些杂货铺兼营生意。
初创时的“泉祥”也是如此,所以它最初的字号叫什么,史籍无考,但估计不会是叫“泉祥茶庄”。
后来,看到茶叶行情渐长,“泉祥”才逐渐改为专营茶叶生意。
当年的“泉祥”,由于资金较为厚实,进货都是派专人到安徽、浙江、福建等茶叶产地直接去采购,而后就近加工,之后再运往济南,所以货色纯正且成本低廉,颇得茶客们青睐。
专营茶叶几年后,看到茶叶生意好,且钱途可观,孟洛川还先后在天津、北京、杭州、苏州、福州、青岛、烟台、周村等地设立了“泉祥”分号,计有13家之多。
当然,规模最大的还是济南“泉祥”。
“泉祥”的这些分支机构,并不是各自为政、独立核算,而是互联互保、共负盈亏。
或许是因为如此,有人曾把当年的“泉祥”,称之为孟洛川的“茶叶帝国”,此说不算为过。
就我们国人旧时喝茶习俗而言,南方人喜欢喝清茶,西南人喜欢喝红茶、西北人喜欢喝绿茶,北方人喜欢喝花茶,如茉莉花茶、玉兰花茶、玫瑰花茶等。
为此,“泉祥”便在花茶上下足了功夫,其经销的花茶名为“三窨一提”或是“四窨花茶”。
窨,就是将茶胚与刚刚采摘的鲜花混合在一起,利用鲜花吐芳让茶胚吸香,使得茶香与花芳完美融合。
“泉祥”的花茶窨制有四道工序:一窨用花40斤,二窨用花30斤,三窨用花20斤,装箱时再拌花5至8斤作为提窨。
如此窨制而成的花茶,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头道茶的香味浓,二道茶的香味更浓,三道茶、四道茶的香味也不淡。
由于济南人尤其喜好喝茉莉花茶,因而茉莉花茶就成为当年济南“泉祥”经销的拳头产品,每年的批发、零售量达到了50万斤以上,在济南茶叶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态势。
看到茶叶市场“钱途”可观,同为章丘旧军孟家的孟养轩,便在1930年创办了鸿祥茶庄,店址选在了距离“泉祥”不远处的院西大街。
同行是冤家,这是任谁都知道的商业经。
“泉祥”和“鸿祥”虽然同为旧军孟氏家族所开,但同样也是如此。
为了应对与“鸿祥”的竞争,“泉祥”便不惜财力与之打起了价格战。
同时,他们还在“鸿祥”对过,开设了一家鸿记茶栈,竞争之激烈显而易见。
不过,最终的竞争结果却是“泉祥”没有赢,“鸿祥”也没有输,“泉祥”也没有为此“伤筋动骨”,真正让它“伤筋动骨”的,是其后日伪统治时期的歧视和欺压。
那个时期,日伪当局为了倾销日本茶和台湾茶,并进而形成市场垄断,便想方设法限制江南茶叶输入济南市场。
他们还以此为由,冻结了“泉祥”在银行的巨额存款,规定其每周只能提现500元,从而使得“泉祥”因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货源减少,经营日渐萧条,并由此步入衰微的颓势。
雪上加霜的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引发物价暴涨,加之其“限价”高压,使得“泉祥”的资本逐渐消耗殆尽,到济南解放前,仅是勉强维持经营而已。
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扶持下,“泉祥”的业务才逐渐有所恢复。
1956年公私合营后,“泉祥”成为济南烟酒公司所属的门市部。
提及济南,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老舍笔下的“济南的冬天”,也可能会想起山东省会济南与青岛之间的一哥之争。而提及娱乐行业,人们则首先想到的是上海、北京的繁华,也会想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很少会想到济南有什么突出的特色。的确,像济南这样的内陆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的上海、北京的万丈光芒下,显得黯淡许多。但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消遣方式。
一、济南娱乐市场的兴起
作为华北关键性的交通枢纽,济南城在帝制时代就是中国北方十分重要的内陆城市,交通的发达使得天南海北的人们聚集在济南,展示着各地不同的文化色彩。清中叶,济南出现了兴盛的民俗小曲,其与历史悠久的山东大鼓、吕剧等一道,成为济南街头巷尾被四处传唱的歌谣戏曲。但此时的济南还没有出现成型的娱乐市场。
山东吕剧
1904年,胶济铁路贯通并开始通车,加上济南商埠的开发,使得济南一改之前的“前现代”状态,开始向现代城市转变,各种市政建设均开始向西方学习,济南一跃成为北方尤其是华北的物资与商业、交通枢纽城市。
老济南商埠
与此同时,正规的、非正规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开始出现,济南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娱乐市场。新建的闻善茶园不但有喝茶聊天的正楼,还有提供各种娱乐设施的旁楼、包厢、池子与散座,可以称之为济南规模最大、设施最为齐全的娱乐性质的茶馆。娱乐场所的逐渐完善与演出场所的增多,吸引了四方艺人前来演出,在原有的山东梆子、大鼓、吕剧等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外地戏曲与娱乐形式。
除闻善茶园外,济南老城内的趵突泉、大明湖等地出现了许多自发的专供戏曲艺术表演的场所,这都为济南娱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舞台。而在济南表演的艺人也不再是单打独斗,如同今天的“德云社”一样,当时的济南也出现了许多曲艺班子,如“高升班”、“如意班”等,都在济南名噪一时,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曲艺人才。
二、济南娱乐市场的地点
帝制时代的济南城,如同千万中国城市一样,是以军事与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城区与今天相比并不大。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济南城娱乐市场的地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在20世纪之前,老济南城内风景最为优美的即是趵突泉、大明湖周边,这一片直至今天依旧是“泉城”济南的重要名片。这里也是人们休闲娱乐最为主要的地区,喝着茶,聊着天,听着曲,看着景,无论是谁都会沉醉其中,流连忘返。尤其是在大明湖周边,晚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茶馆,用的水也都是纯天然的泉水,而且这些茶馆往往设有专门的曲艺表演场所,因为这一时期还没有专门的剧院,艺人们也只能依托茶馆茶社提供的场所进行表演。
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始,尤其是济南的开埠,济南的城市格局逐渐开始变化。原先以“湖、泉”为中心的娱乐市场格局也逐渐被打破,开始向经济兴盛、贸易发达的商埠一带转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济南城区也在随后的时间里再度发生变化,由于济南北靠黄河南邻泰山,所以要想发展只得向东西两侧延伸。而新建的以济南火车站为中心的新商埠,正好在济南西边,由此济南城的经济核心开始由原先的老城区向济南西面商埠扩展,济南娱乐市场也由此一分为二,济南老城区与商埠区各有一个经济中心与娱乐市场。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商品经济再一次迎来发展高峰,这使得济南娱乐市场中心彻底由老城转移到商埠。
济南商埠标志性建筑 火车站
三、济南城的娱乐文化
商圈与娱乐市场的不断扩大,必然决定了济南的娱乐事业不会再像之前那般集中,而是呈现分散的状况。在济南的街头巷尾,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尤其是节日到来的时候,无数小贩与卖艺人穿街走巷,商铺开业时还会搭建表演舞台以吸引游客前来消费。街道本身即成为重要的娱乐场所,而不是再像之前那般限定在茶馆或其他固定的娱乐场所。
街头随处可见卖艺之人
而就室内固定的娱乐场所来看,济南开始出现了专门为艺人提供曲艺表演的剧院与戏园子。与这些极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场所相比,新潮西式的电影院、大剧场、俱乐部也在济南出现,早就在上海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园也落地济南,1904年商埠公园建立,并于民国时期更名为“中山公园”,中西风格冗杂的公园的出现为济南民众休闲娱乐提供了重要的场所,也使得这座老城焕发出新潮的味道。
除此之外,现代意义上的购物大商场也在济南出现。
1931年,在济南商埠内出现了一座名为“大观园”的现代商场,名字取自《红楼梦》当中的“大观园”。济南大观园是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娱乐商场,里面除了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曲艺表演,马三立都曾在大观园内表演相声,可谓轰动全场。当然,大观园里的曲艺内容也不仅局限于中国,西方的戏剧也同样存在。商场内中餐馆、西餐馆、咖啡馆、电影院、台球室等应有尽有。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能在大观园内找寻到自己想要的快乐。
今日依旧存在的大观园
但这一切都随着1937年日军的全面侵华而宣告结束。中国文化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各大商场、剧院一律不准上演中国戏剧,断绝了数十年来济南的文化发展。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济南城的娱乐文化才得以继续发展,并迎来新的高峰。
文史君说
老济南城的娱乐文化其实十分发达。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民国时期的中国不是只有北京与上海,在近代化的历程中,其他城市的文娱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华北重镇的济南城,同样开出了鲜艳的文化之花。
参考文献
李浩:《济南开埠与城市民俗的变迁》,《理论学刊》2006年第9期。
马双:《民国时期济南文化娱乐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老济南人茶喝得多,经得事也多,深得其中三昧,故也常爱拿茶说事。
济南话里不少俗语都与茶事有关。尤其是一些俏皮话歇后语。比如:“茶戏园里招手——胡(壶)来。”、“茶馆搬家——另起炉灶。”、“茶壶掉了把——就剩一张好嘴了。”、“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茶壶里煮元宵——混蛋一个。”、“哪壶不开——专提哪壶。”以及“尿鳖子打酒——差壶了。”等等。借物喻人,由此及彼,隔山打牛,虽俚俗而不鄙俗,常妙不可言。
老济南的夏天酷热。当年盛夏之夜人们都有当街乘凉喝茶的习惯。街头巷尾的茶馆(茶水灶)生意兴隆,左邻右舍的小孩子们满街疯跑,大人们则手摇大蒲扇喝大茶拉闲呱。夜风中满街飘散着茶水的清香。宋代济南文人有“斗茶”之风。即是大家聚在一起煮茶品茗,相互评比看谁茶盏里的茶好喝。当年老济南人也颇有古人遗风。张七爷说:“你瞧瞧我这茉莉大方怎么样,前天刚从泉祥茶庄买回来的,我给您倒上一碗尝尝”。李四爷说:“您别看我这壶茶汤色清淡,那可是正宗的珠兰小叶呢”。唯独蹬三轮的赵五爷闷头没说话。因为他喝的是茶叶末,也就是老北京人所说的“高碎”。赵五爷就好这一口,但不足与外人道也。
不过老济南人确也有连茶叶末都喝不上的时候。就是“瓜菜代”那几年,茶庄里无茶可卖。春节开恩发茶叶票,每人一两。真是令赵五爷们徒唤奈何。于是柳叶茶、榆叶茶、枣叶茶、黄芪茶、紫荆茶等等,老济南人都尝试过。后来日子好过了些,但不久文革爆发又穷折腾起来。老济南人喝茶的前景依然不妙。喝碗好茶难于上青天。
“九分钱的酒、八分钱的烟,一毛钱的茶叶砖。”这是文革中70年代流行于济南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即为:济南仲宫酒厂生产的地瓜干烧白酒,散装地瓜烧白酒,小铺卖九毛钱一斤,九分钱打一两。济南卷烟厂生产的劣质等外“大众牌”香烟,白纸包装无商标,烟盒上只印了“大众”两个红色大字,八分钱一包。经常灭火不啯不着,一个尿骚捂雹味。茶叶砖乃为夏秋粗大叶碾碎后压制而成,当时济南茶庄从南方进了一批陈货,老百姓闻之争相排队购买。一毛钱买二两茶砖末。一人就限购二两。当年工人阶级兄弟每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那些酒徒烟鬼茶仙们,就只能买这些劣等货色回家享受了。
70年代居士在历下区一个小厂里当工人,工人多为二级工,每月工资为“三十四大毛”(34元5角2分)。当时我是老知青新学徒,每月则为二十一大毛。人穷志短,爱吸烟的工人师傅,每日吸烟有定数,都是老婆在家规定好的。上班时烟盒装在内衣口袋里,吸一根儿往外提一根儿,生怕被哪个哥们给抢跑了。如果主动敬你一支烟,那是很大的情分。肯定是有事相求。冬天上大夜班,车间中间有个大铁炉子,烟囱冲天,烧得很旺。许多人都把从家带来的馒头、窝窝头烤在炉子上。喝茶的白搪瓷缸子也贴炉子煨着。半夜吃饭时,窝窝头片已烤得焦黄。有人便就着热茶吃窝窝头片。早年老济南人有“罗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的说法。这窝窝头片就热茶,也是一绝!
工人师傅爱把有歪才善摆话者称为“大仙”。当时厂里有几位“茶仙”,锻工烘炉上的章剑秋即为其中之一。大夏天烘炉前大烤活人,一批锻工活干完后,章剑秋就跑到锻工棚门口外乘凉喝大茶。章剑秋是个老光棍儿,拉得一手好二胡,吹拉弹唱皆善,也颇为健谈,天南地北无所不知。据说他是劳改释放的“国民党文化特务”,抗战中在云南待过。所以干锻工活。老光棍章剑秋净喝好茶,但不喝花茶,冬天是红茶,夏天是绿茶。他说花茶都不是用最好的茶叶窖的,也不新鲜。早年达官贵人端茶送客或漱口,才泡一杯花茶。我从这位“文化特务”那里长了一点学问。
说到北方人都爱喝花茶,产茶之乡的南方人是很不以为然的。认为花香不等于茶香,花茶失掉了绿茶的清新本味,喝花茶是不懂饮茶之道。老北京人为什么爱喝花茶呢?一是水质欠佳。早年北京人吃的是井水。苦水井多,甜水井少。有“城北水,城南茶”之说,即城南的井水才能沏茶喝。花茶可以遮盖井水的苦涩味。二是运输原因。早年运茶是靠车拉马驮,南方茶运到京城路途遥远,茶叶难免有被捂了发霉变味的。茶商窖制成花茶出售,也是为了去霉遮味。济南是泉城,处处甘泉宜品茶,是大可不必喝花茶的。老济南人爱喝花茶岂非咄咄怪事?
不过事情并不尽如其说。英国人喝下午茶,是喝红茶,最早就是中国茶商运过去的。美国独立也是因为中国红茶闹的。是茶叶战争。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红茶党在法国人帮助下打败了英吉利联邦,大英帝国不得不允许其宣告独立。美国由此而生。当年海运小货轮飘洋过海,得成年累月,绿茶受潮往往就发霉变质了。于是华人茶帮发明了发酵烘焙法将绿茶酵制成红茶,但英国人并没觉得不好喝。反而成就了上层社会贵妇人的下午茶会。
当年的发明延续至今,祁门红茶是全发酵茶,青茶安溪铁观音是半发酵茶,六安篓茶应属黑茶,也是发酵加熏烤。这些茶都和花茶类似,在不失茶叶本色的同时又别具一番风味。四方五味嗜好各有不同。南方人喝茶讲究的是清谈,济南人口味重,讲究的是浓香。只能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已。
总之无论世间风云如何变化,老济南人照样得喝茶,不可一日无此君。
如今我也是天天喝茶。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先沏上一杯茶。虽然并不对茉莉大方情有独钟,而是兼收并蓄,什么好先喝什么。但也是遵从老济南人的“勤、浓、酽”三字经,一日三茶从早喝到晚。如果再努把力,大概也可入“茶仙”之列了。
作者:李耀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