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舞是个乍听前卫实则相当复古的称谓,对现在的许多中年人来说,霹雳舞这个词象征着那段文艺复兴的日子,只不过当一代人老去,后来的年轻人开始管那种时髦的舞蹈叫街舞。
街舞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东西海岸,与DJ(打碟)、MC(说唱)和Graffiti(涂鸦)并称黑人地下文化的嘻哈四大要素。严格来说,街舞在嘻哈体系里应该用B-Boy指代(B-Girl也包含在内,为表述方便仍然沿用B-Boy一词),而想搞清楚霹雳舞到底是什么,必须从B-Boy的这个前缀b开始说起。
许多人认为B-Boy是“beat boy”(节奏男孩)的缩写,这个解释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如果你深究嘻哈四大要素的逻辑顺序,会发现B-boy的b其实另有所指。
我们想象一场嘻哈的盛会是如何组织的:DJ选择合适的曲目作为开场是第一步,MC则会在播放音乐的过程中通过喊麦来制造气氛,这是第二步,紧接着在音乐的间奏部分会由B-Boy通过个人秀将现场推向高潮,而所有这些流动的音符、舞蹈技巧与荷尔蒙,都会以涂鸦的形式凝结保留下来,实现最终的文化破壁。
所以当我们回溯到真实的演出现场,会发现B-Boy的b更有可能是break的意思,break boy作为“间奏男孩”,是一群可以让地下舞台永不冷场的天才。
中国人真正集体感受到B-Boy的魅力是在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Breakin')一经引进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但也正是这部老派街舞(old school)的集大成之作,让霹雳舞这个译名在中国有了一种官方意义上的“将错就错”。
电影《霹雳舞》上世纪80年代曾在国内引起轰动
简单来说,电影《霹雳舞》里展现了当时老派街舞的三种类型:锁舞(locking)、机械舞(popping)、地板舞(breaking)。
锁舞,表演者主要靠手臂、肘关节、手腕、臀部干净利落的组合动作,形成眼花缭乱的锁定姿势,我们依据这个定义回看孙红雷当年的表演,会发现那就是一段张力十足的locking;
机械舞,中文译法还包括爆舞、震感舞,强调肌肉控制和节奏感,popping舞者通过快速收缩和放松肌肉,从而让整个身体产生机械般的震动效果;
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中,就有很多locking和popping元素
地板舞,顾名思义是在地板上进行各种倒立、旋转、翻滚等高难度技巧的展示,地板舞在视觉冲击力之外,更强调的是自由挥洒和个人态度的创意表达。
到这里,孙红雷不能参加奥运会的真正原因就清楚了:“东北舞王”出道至今在各种场合下展示的霹雳舞功底,基本都是锁舞技巧,而奥运会上要比的,其实是地板舞。
或许是因为“地板舞”这个称呼有些过于直白,巴黎奥运的breaking项目,在中国统一被翻译成了霹雳舞,有点向当年的经典影片致敬的味道。
就在电影《霹雳舞》上映的同一年,一个15岁的北京小伙在法国世界未来杂技节上拿到金奖,回国之后他发现,霹雳舞在中国已经彻底火了——
那时的青年人,将斗舞的地点直接选在大马路上,马路边只需要一台三洋双卡收录机,“太空步”、“擦玻璃”、“扫帚舞”、“托马斯背旋”等等最潮的动作都不在话下。当然最好再配上各种霹雳套装,比如手指头一定要露在外面的黑色手套(如果没买到直接拿剪刀自制),高帮旅游鞋,红色或者花色的发带,最后再烫个爆炸头。
80年代国内的霹雳舞爱好者
对这位杂技功底深厚的北京小伙来说,霹雳舞这种新玩意儿上手很快,所以仅仅一年之后,小伙成了北京霹雳舞队的小队长。后来北京的街舞圈里,他被公认是第一代舞者,这个小伙叫沙宝亮。
相比孙红雷,沙宝亮的霹雳舞颇有些科班的味道,中国电影出版社当年推出了一套《霹雳舞大全》的教学视频,精瘦的沙宝亮用3分钟时间给大家科普了什么叫做“破碎霹雳”。许多网友在看过这段影像资料之后不禁感叹:在那个村里刚通电的年代,沙宝亮已经穿上耐克鞋了。
沙宝亮在和霹雳舞结缘之后很快得到了大荧幕的露脸机会,而这段故事又要从当年的一代“霹雳舞王”陶金说起,如今的70后80后对陶金这个名字应该多少有些印象。
1984年,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专业在读的陶金得到了去香港参加舞蹈节的机会,正好美高梅公司发行的《霹雳舞》第一时间在港上映,所以陶金的这次一睹为快,比中国大陆观众早了三年。
一代“霹雳舞王”陶金
迷上霹雳舞的陶金回国后成了舍我其谁的弄潮儿,后来陶金还专门赴美向Funk舞前辈Pop N Taco讨教,当年一位军艺作家刘毅然就以陶金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摇滚青年》。
陶金的梦想是把《摇滚青年》拍成中国版的《霹雳舞》,他邀请当时代表新锐力量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执导,又找来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师妹马羚与自己分别担纲男女主演,一同参演的还有大家熟知的史可、朱迅等人,而在整部影片的开头,当时16岁的沙宝亮就秀了一段正儿八经的地板舞。
沙宝亮在《摇滚青年》中表演地板舞
成本60万的《摇滚青年》最终收获了300万的不菲票房,陶金一夜爆红。次年的央视春晚,陶金受邀表演歌舞《跳起来》,霹雳舞的风头一时无两,4年后,陶金带着他的两个徒弟二登春晚,霹雳舞王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然而命运却给陶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96年,正筹备歌曲专辑与MV的陶金被检查出肝癌,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准,尽管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只要干预休养得当,延长十几年的寿命没有问题。可惜一心想要痊愈的陶金迷信某新疆神医的“圣水”,服用“圣水”仅仅一年后,陶金的舞蹈生命定格在了36岁。
在《摇滚青年》里跑龙套的沙宝亮并没有跟着陶金一并火起来,在文艺圈最黄金的90年代,转型歌手的沙宝亮一直是潜心蛰伏的状态,直到2003年的那首《暗香》问世,人们才恍然意识到那个在80年代末展露过才华的年轻人,暗香始终残留,并不是真的无人来嗅。
霹雳舞入奥的这缕暗香其实也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闭幕式表演环节,霹雳舞就有过亮相,只不过从表演到成为正式项目,这个严肃的回归过程必定充满波折。
1984年奥运会闭幕式,霹雳舞者为歌星莱昂内尔-里奇伴舞
阻力并不在奥委会一方。最初奥委会本想引进拉丁舞或是摇滚舞作为新增项目,但自从霹雳舞在201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上试水之后,包括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霹雳舞的确是社媒上话题度最高的项目,因为年轻人就爱看这个。
其实查阅《2020奥林匹克议程》文件也能发现,霹雳舞项目入奥完美符合这份改革文件的精神要旨,比如激发年轻人的参与、促进性别平等、降低办赛成本,甚至还有一条叫做“把体育和文化融为一体”。
一切似乎都很顺理成章,但B-Boy和B-Girl们并不打算“融为一体”。2017年,超过2000名舞者签署了一份发给奥委会的请愿书,题目叫:不要让WDSF(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插手嘻哈。
在霹雳舞者看来,运动与霹雳舞艺术完全是两回事,一旦霹雳舞接受了像奥运会这样主流的有组织的活动邀请,有了政治色彩,霹雳舞充满张扬个性的独特文化也就随之被抹去了。
所以霹雳舞的最终入奥多少带有一些妥协的意味,B-Boy和B-Girl们被“招安”,而奥委会在比赛规则的设定上也尽量保证原汁原味:在正式的霹雳舞比赛中,运动员不能选择音乐,现场DJ会在有着三四百首音乐的曲库中随机播放,运动员要做的就是即兴对现场氛围做出最恰如其分的回应。
尽管和体操、跳水类似,霹雳舞也是打分项目,但霹雳舞并不会一味追求动作难度。在巴黎奥运会上,裁判会根据五项标准进行评分:技术(Technique)、动作丰富程度(Vocabulary)、完成度(Execution)、音乐性(Musicality)和原创性(Originality)。如果以霹雳舞文化的视角,这其中原创性的部分理应是最重要的标准,当然在奥运会上,为方便裁决五个标准各占20%权重。
巴黎奥运会的霹雳舞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各有16名选手,和足球杯赛的出线规则类似,每个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最终决出冠军。当然无论小组赛还是淘汰赛,所有比赛都是以单挑的方式展开——霹雳舞的比赛,要叫Battle。
在Battle的规则设计上,奥运会给了选手们足够的战术自由度:只要音乐一响,红蓝两方都需要在先跳还是后跳之中做抉择,先跳的人一旦上了难度,对后跳的人就会带来压力,而后跳的人则因为多一些思考和准备的时间而可能更加从容。当然规则上如果音乐开始10秒后无人上场,红方选手必须先跳,1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另一方再无缝衔接。
通常来讲在一场battle中,先出场的选手可以给比赛定下基调,先手方可以通过一上场就火力全开来挑衅对手,“阁下要如何应对呢?”这种局面下,后手方的惯用思路是用一个更难的动作做出回应。
按照霹雳舞的行话,这短短1分钟的表演,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戏剧性弧线”(dramaturgical arc):运动员不能一开始就亮出大招,而是通过层层铺垫,逐渐达到最后的高潮,也就是说起承转合的故事性(而非纯粹为了大招的“难上加难”),可能才是一场battle的制胜关键。
“‘招’不一定是power move。单纯的‘招’,现在很多人都能做,但是怎么把‘招’做得有自己的味道,有自己的想法,这点就比较难。”这是杭州亚运会霹雳舞金牌得主刘清漪的看法,本届奥运会,B-Girl刘清漪、曾莹莹以及B-Boy亓祥宇将注定为中国创造一段新的奥运历史。
杭州亚运会冠军刘清漪,将在巴黎向奖牌发起冲击
在当代青年的语境里,街舞或者霹雳舞都已经不算是小众项目,如今又有奥运会的影响力加持,这种全民性的讨论热度对B-Boy和B-Girl们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打扰和对独立精神的破坏。
然而也正是在迈向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开头我们提到的孙红雷的那段表演才凸显出一种解构主义的美感:民歌、西装、霹雳舞三合一混搭,玛丽莲-曼森的妆容,跟韩磊有几分相似的嗓音,以及现在回头再看总感觉跳舞的好像是刘华强。
所谓解构,意味着一种极强的破坏力,意味着打碎、拆解固有的结构,这和霹雳舞的breaking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孙红雷也是个B-Boy吧。